2022，必然是风险叠加飙升的一年。对新时代之中国的内外建设与战略进取而言，结构性挑战和压力是必然存在的，至少包括但不限于：

其一，国家治理体制的有机性和团结程度。伟大事业，要“治法”，也要“治人”。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是制度层面的调整和准备，已有重要而持续的进展。但高层决断与官僚层梗阻懒政之间的制度性摩擦和执行成本飙升的风险始终存在并可能扩大。如何从思想和制度上解决真正的文化自信和责任伦理问题，形成中国管治精英层牢固的政治团结和力量整合，是“治人”层面的核心挑战。

其二，集体价值和个体价值的平衡及其维持。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与动员管制体制，如何与现代性条件下个体权利、尊严和多元化价值之间形成可预期和可理解的平衡，形成既团结紧张又严肃活泼的生动公共秩序，增强社会韧性和包容性，给个体自由与个人人格以适当而确定的空间，是新时代体制与人心磨合层面的核心挑战。这方面的公共事件仍不断发生，制度和公共官员的回应治理仍未臻成熟和理性化，需要持续精细地检讨和改革，以及增强监督问责的执行力，使民心信服，并阻断外力有间。

其三，国家统一与“一国两制”范畴的分离风险和挑战。“一国两制”范畴的挑战不会止步于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也不会因为制裁立陶宛和减少台湾“邦交国”而降低。港澳治理如何精细而微妙地落实“爱国者治理”根本原则与制度性要求，维持爱国大前提与认同以及港澳社会既有活力和自由体系之结构平衡，分寸和智慧需要磨合提炼。对台湾则需要谋定而后动，需要依据宪法和反分裂国家法“两条腿”走路，既避免冒进错失，又避免裹足不前，要主动作为以求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