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来自美国与西方的“新冷战”的激进演变和挑战。真正的外部体系性风险始终不能低估和放任。拜登的战略竞争的本质是特朗普+，是战略冷战。中美的根本竞争不是利益之争，而是制度和价值之争，是在争“天下”。我们的战略意志和战略相持阶段的全方位准备仍严重不足。

其五，技术卡脖子和经济体系“脱钩”的压力始终存在。这一方面考验中国科研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尺度及活力，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中国和外部经济体互联互通的程度及信任度。这是对中国科研、技术、生产、外交与全球化存在的全面挑战，当然也是国家成长的战略契机。

其六，“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性进展和制度性增量。这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战略生命线，是中国外向型经济体系和制度合作体系的实践场域。我们必须在市场、文化、社会、制度与治理体系之间寻求完整的谋划和进展，不能唯利是图，不能自以为是，不能好大喜功，不能孤立和碎片化建设，不能遇到困难挫折就一撤了之，而需要精细化布局及建立完整的风险管理和法律规制系统，资本合作与制度合作相结合，增强外部建设的抗压能力和制度化保障水准，并加大涉外法治立法和执法体系的建构。

总之，2022是对2021既有政经议题和风险的继续，也是中国在内外建设和制度风险应对方面谋求结构性方案和体系性成果的关键一年。“平视”是中华民族整体的转身和定位，是东方文化和制度的自我确立，更是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应许身段和姿态。“平视”立不立得住，新时代精神可否自成体系和内在融洽，中国的内外建设可否相互支撑与整体协调，新世界愿景和秩序能否在中国参与下破茧而出，2022是关键，也是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