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是，即便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依然极低，有估算指出还不到0.5%，即便按人均计算也很低。原因在于，一个国家最终只能消费它所生产的东西。如果想提高生活水平，每人就必须生产得更多。在日本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单位工时GDP的增长尤为重要，但现实恰恰相反，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正在放缓。

日本正处在一个非常漫长的“过渡期”。旧体制在商业层面已经开始崩塌，但在政治层面依然牢牢掌权；新体制在社会和技术层面已经出现，但规模仍然太小，无法推动整体转型。

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曾经是一个高度创业、敢于冒险、极具活力的国家。如果它当年能做到，今天也完全有可能再做到一次。但前提是，政府必须采取真正促进动态竞争的政策，而不是维持现状。

日本在30年来，第一次同时具备了社会变化和技术变革这两个条件，这为经济转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这次众议院选举结果，客观上是一次挫折。

日本经济是否会复苏，也许会，但我无法给出时间表。

执着于“制造至上”，马车上装喷气发动机

澎湃新闻：您在《谁将主宰日本经济的未来？》一书中指出，日本企业在新技术和数字化转型上的投资不少，但回报率低，导致生产率低下。日本政府是否应该继续通过补贴推动传统企业数字化，还是应该停止补贴，让资源流向没有历史包袱的新企业？

卡茨：日本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在数字技术上，但在国际竞争力排名中，日企从数字化中获得的收益却是垫底的。从我长期的观察和调查来看，真正的障碍不是技术，而是日本企业的组织文化。在日本的传统企业中，决策是非常缓慢的，而且高度依赖资历。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一场组织革命，它要求扁平化管理、快速决策和跨部门协作。但日本公司习惯了“内部提拔制”，许多企业高管是60多岁机械工程师出身，他们买了很多昂贵的软件，但并不懂得如何高效运用，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运作方式完全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