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是治理维度的多维化。既然威胁来源已从传统的核弹头外溢发展到太空、网络和AI等新兴领域，那么国际安全治理的触角也须同步延伸。我们需要走出“只数核弹头”的传统思维，新的安全治理须将“核武器与反核能力”“实体核力量与虚拟核力量”等进行综合考量。不防止外空武器化，就不太可能指望主要大国主动抑制获取或强化“终极武器”的冲动；不建立“互不网络攻击核设施”等行为准则，战略互信就无从谈起；不为AI等新兴技术在军事决策中的应用设置“红线”和伦理规范，人类就可能丧失对防止战争升级的把控。

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为破解新型军控难题提供了理念框架与可行路径。新型军控不再只是传统狭义的军控，而是一种综合性的安全治理，其核心在于承认安全的不可分割性，任何国家都不能通过剥夺别国安全来建立自己的“绝对安全”。在实践层面，世界需要推动一种“交叉领域的军控”。为此需要重塑战略互信，比如核大国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的底线；还要设置技术护栏，确保人类对核力量拥有不受算法等干扰的绝对控制能力。

简而言之，国际舆论场中对于“军控时代终结”的担忧与哀叹，本质上是对既有军控体系遭受重创的恐慌。但这同时也是一个重塑规则的关键时刻。既然太空、AI和网络等领域新兴技术正在改变战略威慑的底层逻辑，我们就须通过推动军控体系的多元化与多维化，将“控制”升级为多方共同参与的“治理”，建立更加稳定、公正和可持续的全球安全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