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策工具上，政府较早动用了财政手段来稳预期、做体感。比如7月4日国会通过第二次追加更正预算（31.8万亿韩元），把“民生恢复消费券”放在更靠前的位置，并通过首都圈/非首都圈差异化补助、对人口减少地区追加补助等方式强调尽快执行；同时推出面向小微主体的“负担减轻”类信用额度（如定向覆盖水电气与四大保险等固定成本），释放“压住生活成本、先托住现金流”的政策信号。

不过，民生优先的效果最终能否被稳定感知，很大程度仍要看两项更硬的变量：汇率与房价。12月下旬韩元对美元偏弱波动（盘中一度接近1484.9，回落至1463.3附近震荡），外部美元走强与风险偏好变化仍可能牵制输入型物价与通胀预期；房价方面，媒体援引韩国不动产院12月25日周度动向称，全国与首都圈仍处上行区间。

换句话说，即便“民生优先”的政策组合成立，汇率与居住成本仍可能在2026年持续形成现实层面的逆风。

外交：先恢复沟通常态，用经济议题组织首脑外交，同时控制“被卷入”风险

李在明政府的对外路线大体呈现出一个比较清晰的推进顺序：先把外交运转拉回常态，再以经济议题组织首脑外交，同时把风险控制放在旁边同步推进。就任后，政府很快完成与美、日、中领导人的首轮通话，先把沟通渠道打通；随后以加拿大G7相关日程作为多边场合的首次亮相，并在双边会见中反复强调贸易、投资、供应链、能源与战略产业合作，逐步把“以经济议题为主轴的首脑外交”做成固定节奏。

与此并行的是对“卷入风险”的克制处理。6月下旬决定不出席北约峰会时，总统室以中东局势不确定与国内议程等因素作出解释。无论外界如何解读，这一选择至少传递出一个倾向：政府并不否认同盟的重要性，但会尽量避免被外溢性更强的扩展议程牵引到高风险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