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重悖论是背弃承诺的“诚信赤字”。菲律宾试图以“法治捍卫者”自居，事实上却屡屡违背国际法基本准则。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其中规定通过双边谈判方式解决争端。2011年中菲联合声明再次确认“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争议”的机制。但到了2013年，阿基诺政府单方面提起所谓“南海仲裁案”，既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排除强制仲裁的条款，也构成对双边协商共识的实质性违约，更违背了“禁止反言”（Estoppel）原则，背离国际契约精神。这种政治表演不仅破坏南海“双轨思路”磋商机制，更暴露出马尼拉将国际法工具化的本质。

第三重悖论是切割地理的“法律魔术”。为规避“领土主权”这一核心争议，菲律宾与“仲裁庭”沆瀣一气，拼凑出一套“切割”南沙群岛的协同操作机制。首先是割裂中国驻守岛礁与群岛的地理关联，通过错误解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款大幅提高“岛屿”认定标准门槛，以此否定太平岛等大型岛屿的海洋权利主张；其次是拒绝提交关键地理坐标信息，试图模糊和混淆事实，通过构建碎片化的事实基础而“浑水摸鱼”。对此，英国国际法学者安东尼·卡蒂指出：该裁决完全漠视国家实践惯例，其法理基础存在根本性缺陷。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前主席拉奥·佩马拉朱的论证更具穿透力：“中菲争议本质涉及主权归属与海域划界双重维度，均超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仲裁适用范围。”

滥权“仲裁”本质暴露无遗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已经9年多了，菲律宾仍在绞尽脑汁试图将非法裁决包装成“法律圣战”。但“仲裁庭”及其非法裁决的扩权滥权，早已彻底暴露政治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