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需回归和平与法治的真义

撕破菲律宾与西方反华舆论共同编织的虚假叙事外衣，南海问题的解决路径才能变得更加清晰。

首先需要强调尊重历史事实。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相关权利主张奠基于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实践，这一历史脉络在1943年《开罗宣言》和1945年《波茨坦公告》中得到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确认。任何对该历史连续性的质疑，本质上都是在动摇战后国际秩序的合法性根基。

其次，践行真正的国际法治精神。法治原则的实践维度要求构建主权争议的协商解决机制。基于《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国际法理框架强调主权争议应遵循当事方直接协商机制。中国已经通过创新性实践形成了相应的制度性解决方案：在陆域边界领域，已与12个陆上邻国签署边界条约或协定，累计完成15段陆地边界划定。这种“双边谈判+多边协调”的复合机制不仅带来相关领土争议的实质性突破，还印证了中国的外交诚意与智慧——既严格遵循国际法理原则与程序，又创造性发展出“分阶段谈判”“共同开发”等新型解决方案。

再次，坚决抵制域外干预。美国以“航行自由”为名在南海实施军事存在常态化，并且与菲律宾在争议海域频繁举行联合军演，成为南海局势的主要外部干扰源。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安全困境”概念在此上演：域外势力通过强化军事同盟体系使地区国家卷入大国博弈的“安全螺旋”。而且，这种战略误判还导致东盟内部出现“安全泛化”倾向。这恰恰印证了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紧迫性，唯有通过机制性对话才能避免海域问题沦为大国竞争的“战略棋盘”。

最后，创新中国—东盟海上合作机制，打造区域协同发展新范式。在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框架下，中国与东盟国家正通过三重维度协同推进海洋治理：在制度创新维度，突破传统双边合作模式，提出构建南海沿岸国合作框架，形成包含多项合作内容的复合型治理体系；在经济发展维度，实施“蓝色经济走廊”计划，与印尼、马来西亚推进共同开发；在生态治理维度创新“双轨制”合作模式，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框架下的环保、搜救等合作。这种“制度—经济—生态”三维联动机制，不仅大大提升了中国—东盟海上贸易依存度，更为全球地缘政治分歧提供了新型解决方案。

南海局势动荡不止，既不符合直接当事国的利益，也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直面当下，放眼未来，南海不需要曲解法理、模糊历史的兴风作浪，而是需要在波诡云谲中守护历史脉络，在地缘政治浊浪中开辟和平通途，在战略博弈中构建合作框架。（作者是中国南海研究院北京分院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