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的种种作为，也充分说明它始终以自身利益为核心，其推行的“民主改造”不过是霸权主义的工具。在这场长达20年的战争中，美国试图通过选举构建合法性，但腐败、部落分裂、地方武装割据等问题始终影响着阿富汗的稳定。美军撤离后，阿富汗直接陷入严重经济危机。这也宣告美国以“基地组织威胁”为由，将军事行动范围扩展至阿富汗全境，试图在阿富汗建立亲美的“民主样板”计划的彻底破产。这场战争不仅给阿富汗带来深重灾难，也暴露出美国单边主义和军事干预模式的局限性。这也是为何ICC要对美国在阿富汗所作所为进行调查的原因。

在本次制裁中，美国国务院宣称ICC已经“政治化”且“滥用权力”，认为其未经美国和以色列同意展开调查“侵犯其主权”，并辩称自己并非《罗马规约》缔约国，ICC无权管辖美国和以色列国民。ICC认为，阿富汗作为缔约国授权其调查美军罪行，以及巴勒斯坦虽非联合国会员国，但2015年就已加入《罗马规约》，ICC据此认定对上述两起调查行动具有相应管辖权。

美国制裁ICC法官事件，不仅是美以与国际司法机构的冲突，更是现存全球治理规则主导权之争的缩影。其深层矛盾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国际法律层面，国家主权豁免与国际组织的普遍管辖权发生冲突时如何进行调整；二是国际政治层面，美国单边霸权的进一步推行受到多边政治力量制衡，双方因此产生激烈摩擦，连美国的传统盟友——欧盟也在该问题上表达了强烈反对；三是国际人权层面，华盛顿的“美国优先”政策、大国例外主义正在不断破坏人权平等保护的基本国际人权原则。

可以想象，若大国政治干预国际司法成为常态，国际社会数十年构建的法治化体系恐将退化至“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因此，联合国与各人权机构呼吁美国放下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思想，自觉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际责任，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解决国际争端。（作者是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科技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责任编辑：许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