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日本思想者“守望着彩虹般的彼岸光芒”，可那精神彼岸是虚幻的。日本走向全面战争，塑造“西方/近代”敌人以彰显自身主体独立。但所有二元对立相互映射、相互依存。若日本/亚洲是“西方/近代”的反题，那日本/亚洲就无法脱离“西方/近代”存在。18、19世纪欧美殖民者塑造想象“东方”凸显自身优越性，20世纪日本为精神独立又塑造与东洋对立的“西方”。向“西方/近代”宣战时，日本不可避免地否定了自身超越东西对立的历史经验。就像江户时代日本知识精英试图借用古学、国学完成“去中国的中国化”一样，20世纪上半叶日本经历着“去西方的西方化”。

以殖民“抵抗”殖民主义，以区域帝国主义回应全球帝国主义，在理论和行动上都不可行。日本最终战败，既未在思想上，也未在实践上完成“近代的超克”，反而如美国思想史家哈里·哈汝图念所言，“被近代超克”了。不仅如此，“大东亚”一词还成为负面资产，成了未完成帝国幻梦的符号。

然而，日本的侵略战争却意外促使中国浴火重生。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遭遇的最大危机，也是契机，刺激了全民政治动员。20世纪40年代，中国知识精英对国族构建方向存在两种对立意见：以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应加快现代国族建设，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翦伯赞、费孝通等通过战时西南民族调查，主张认清中国族群多样性，正视中国概念的多元性，从政治平等入手实现团结。两种思路在当时都有迫切性和合理性，前一种得到蒋介石支持认可，后一种在中国共产党民族论述中找到同盟。

在社会革命背景下，种族/民族未成为中国政治唯一单元。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路径上展开，强调反帝反殖阵营中的人民联合。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工作，目标也非强化族群界限，而是以赋予各族平等政治权利为手段，最终消弭差别。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抗战以来的国族建构虽在一定程度上以日本为“他者”，但与日本以“西方”为镜像的逻辑不同，其内含的革命性超越了狭隘民族/种族主义。这一历史经验，为思索超克殖民现代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