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知识分子中，不乏对中国、对东亚怀有深挚情感者，他们并非没意识到其中的矛盾。著名鲁迅研究者竹内好就曾表达困惑：“我们热爱支那，热爱支那的感情又支撑着我们自身生命。支那成长，我们才能成长，这种成长方式曾是我们确信不疑的。直至支那事变爆发，这确信土崩瓦解。”“我们一直怀疑，日本是否是在东亚建设的美名下欺凌弱小？”

以反殖为幌子行殖民侵略之实，以反帝为借口搞帝国主义，这种理念与行为的分裂，只有在不断扩大的战争中才能暂时调和。所以，对美宣战成了弥合这种分裂的救命稻草。日本思想家子安宣邦形容：“支那事变”对这些知识人而言，曾如黑夜中沉重难解的晦暗；而“大东亚战争”则似一道明亮的光，迅速消除了他们心中的晦暗。

对美宣战瞬间，日本知识精英被悲壮的抵抗意识感召。珍珠港事件一个月后，竹内好代表中国文学研究会发表《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欢呼“历史被创造出来了！世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面貌！”这与其说是拥抱军国主义，不如说是对美宣战让他对侵华战争性质改变深信不疑，因而如释重负、“感动得发抖”。在他和同仁看来，“大东亚战争成功完成了支那事变，使其在世界史中获得生命”，“超克近代”将西方而非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作为敌人，一切行为似乎都有了积极意义。

但这不过是一种绝望的浪漫主义，书生气的一厢情愿。日本当时站在殖民现代性巅峰，收获巨大工业和经济成就，也深刻意识到这种现代性给世界带来的危机。知识人的问题意识没错，但药方却大错特错。

问题的症结在于：用“大东亚”超克“近代”，这个“东亚”是以“非西方”的种族、文明界限划定的，而划界方法正是殖民现代性理论的基本要素。它规避了资本主义、工业主义殖民主义的跨地域性，将自身现代困惑归结为东方与西方的种族、政治和文化对立。诚如竹内好所说，“东洋的近代是欧洲强制的结果”，但殖民现代性并非某个特定文明独有，欧洲和亚洲也从未隔绝。这种东西二元对立抹杀了被日本压迫的中国、朝鲜等国的诉求，无视日本是亚洲最残酷殖民者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