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社会对“清廉政治”的苛求与政客对“权力变现”的渴望构成一对矛盾。检方利用这一矛盾，将司法程序异化为“政治剧场”。文在寅案的庭审可能演变为共同民主党与保守派的“互揭黑料”大会，而民众的注意力则被不断刷新的“总统丑闻”分散，忽视了更深层的制度改革。

文在寅案的争议不仅在于政治动机，还在于法律层面的“硬伤”。检方指控的“经济共同体”“共同贿赂”等概念在韩国法律体系中缺乏明确依据，证据链薄弱。检方声称文在寅与女儿、前女婿构成“经济共同体”，但韩国《刑法》第129条明确规定，受贿主体须为“公职人员本人或其特定关系人”。徐某虽为文在寅前女婿，但法律未将“姻亲关系”纳入“特定关系人”范畴。

检方指控的核心逻辑是李相稷任命徐某为高管，徐某获得高薪，文在寅停止资助女儿，文在寅“默许”贿赂。然而，这一链条存在多处断裂：徐某入职时文在寅尚未停止资助，李相稷任命徐某的动机未被排除，检方未能证明文在寅知晓或参与该任命。这种“强加因果”的指控暴露了检方对“直接证据”的匮乏。

检方对文在寅采取“不拘留起诉”，却对文多惠、徐某“暂缓起诉”，理由是“家庭因素”。这种“选择性执法”引发质疑：若检方认定文在寅与女儿构成“共同体”，为何不将三人一并起诉？这种执法逻辑让司法公正沦为政治斗争的遮羞布。

韩国检方常以“司法独立”自居，但文在寅案撕开了这一神话的面纱。检方的人事任免权虽由总统提名、国会批准，但实践中常沦为执政党的“政治工具”。检方与执政党存在“共生关系”，政客将司法程序作为“舆论弹药库”，而非“真相发掘场”。媒体对文在寅案的报道呈现两极分化，保守派媒体将2.23亿韩元包装成“总统级腐败”，进步派媒体则强调“证据不足”。

文在寅案是韩国政坛“清算政治”的注脚。每一任总统都成为下一任的“司法祭品”，而检方、政客、媒体则共同扮演着“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未来，韩国若想打破“青瓦台魔咒”，唯有两条出路：将总统制改为“议会内阁制”，以“权力分立”取代“总统独大”；彻底改革检方制度，将其纳入司法部管辖，并引入“公民陪审团”监督。否则，文在寅案只会是下一场“总统猎巫”的序幕，而韩国政坛将继续在“清算-复仇-再清算”的轮回中上演永无止境的“权力悲剧”。(责任编辑：卢其龙 CM0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