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耐克想规避东南亚重税的影响，需要在18个月内转移超2亿双鞋产能，这相当于其全球产量的1/3，而现有替代国家（印度、墨西哥）的工厂仅能承接15%订单——听上去不太现实。此外，耐克在东南亚的产能扩张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华利集团、裕元集团等中国代工企业的力量。如果耐克和中国代工企业完全切割，可能会重演阿迪达斯Speedfactory的悲剧。

低利润行业的危机根源并不是某天突然降临的关税，而是行业巨头们长期以来对成本优化的病态追求。纺织服装业中，80%的利润最终流向品牌运营与零售环节，只有2%能流向劳动力密集的生产制造环节。因此，即便是华利集团这样的中国代工企业，也会主动选择将工厂搬迁到人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当公司的中山厂区在2024年彻底裁员关停时，其越南永欣三厂却以月产运动鞋200万双、用工成本下降42%的数据，成为整张财报的亮点。

相比代工厂，耐克这样的“国际大牌”才是造成服装纺织行业对人力和供应链系统性剥削的根源。根据耐克的2025财年Q1财报，其毛利率高达46.3%，而越南代工厂的毛利率仅3.8%。这种利润分配模式迫使代工厂通过延长工时和克扣福利维持生存。在中国沿海地区工人月薪达到1500元的2008年，耐克就启动了工厂搬迁计划，关闭了位于江苏太仓的直营工厂，转向人力成本只有中国1/3的越南。但耐克放弃的不仅是中国产能，还有中国市场。

中国的服装纺织业是很多地区的支柱产业，国际大牌的直营、合作工厂搬迁导致几十几百万人失业或转行，消费能力萎缩。越南等东南亚目前只有低工资的人口红利，并没有能代替中国消费国际大牌的人口红利。以耐克为例，其中国区营收占全球份额的18%，东南亚市场占比则不足5%，且以低价基础款为主。即便越南工人工资有可能在三五年接近中国的水平，中越之间大概18倍的消费市场规模差距也不是那么容易弥补的。当东南亚人力成本也不再便宜的时候，这些国际品牌的产线还能搬迁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