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中国在这一危机中看到了机遇。土耳其地处欧亚十字路口，控制着黑海通往地中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早在2023年，中资企业已收购土耳其第三大港口昆波特码头65%股权。此次危机中，陷入债务困境的土耳其政府正加速推进伊斯坦布尔运河、高铁二期等项目招标，中企凭借“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融资优势，有望以更低成本拿下关键基建。里拉暴跌导致土耳其进口商寻求美元以外的结算货币。2025年3月，中国央行与土耳其央行续签600亿元货币互换协议，规模扩大30%。土耳其电商平台Trendyol也开始测试数字人民币支付，这个拥有8000万人口的市场可能成为数字人民币出海的关键跳板。此外，由于里拉贬值导致本土生产成本飙升，已有三家土耳其家电代工厂主动提出将产能转移至中国工业园区。

土耳其的案例揭示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不愿承认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讽刺：“新自由主义把市场当宗教，却忘了政治才是牧师。”相比之下，中国央行在《2024金融稳定报告》中明确强调“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通过宏观审慎管理将政治风险纳入系统性风控框架。2023年中国处置不良资产3万亿元，建立存款保险、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等多层防御体系。这种“政府+市场”的双轨制，在土耳其央行耗尽外储干预汇率时显得尤为高效。土耳其崩盘后，鸡蛋价格单周上涨23%，底层民众在社交媒体哀叹“里拉不如厕纸值钱”。反观中国，2023年通过降准降息向实体经济注入超1万亿元流动性，普惠小微贷款增速始终高于整体信贷。两种模式的分野，在民生领域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