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而言，下一代战略轰炸机的设计必然会考虑针对美国本土的核威慑。但受地缘政治的影响，我们要对美进行空基核威慑的困难重重，一旦考虑到基本的威慑能力，下一代战略轰炸机往往需要在设计上保留极大的航程。如果要放弃航程，那么战略威慑手段又要回到远程导弹的“防区外”思路上，由于我国已有的优秀空射战略弹道导弹的设计，我们在畅想未来时也很难逃过现有机队运用经验的束缚。

实践证明，我们现有的空射弹道导弹载具可以在一个较为安全的距离上打击敌军防守严密的反导阵地，但无法在安全距离内对其本土进行切实有效的威胁。如果我们希望获得一个“能在安全距离上威慑强敌的隐身轰-6N”，那么下一代轰炸机的整体设计又将是先有蛋后有鸡，将“围绕弹舱设计一架隐身飞机”。这样一架飞机在设计思路上，很容易受限于复杂大型飞机的出动率和维护性，成为某种“战略决战专用机”。要知道，人类历史上没有制造过不用于常规军事行动的大型核轰炸机。为了让这架飞机在常规作战中也能发挥本领，其复杂性必然随着需求的迭代而大幅增加。在我国核力量整体落后于安全利益需要、亟待战略跃进的今天，这种“奇观”设计也确实难在军队建设顶层设计中获得青睐。

可以说，如今斗争形势激烈，下一代轰炸机项目可以预见的高花费，确实会影响我们的决策。尽管我们拥有更高的军费使用效率，但对于一款耗资巨大的航空器，最终的争论甚至可能演变为“B-21不如见证者136”这样的奇怪迷思。毕竟，近代军事历史上总是会有国家制造各种耗资巨大但是无用的战列舰。当然，对于真正的大国而言，制造战列舰也并非什么致命错误——美国作为二战中唯一一个大量制造战列舰的国家，依然在全部兵器产能上淹死了旧日本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