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战略竞争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利用其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技术和意识形态力量，成为美国一个战略性的、紧逼性的、全球性的（a strategic, near-peer, global）竞争对手”，并责成拜登政府确保美国及其盟国“通过航行自由和商业自由流动等方式，不受限制地往来（印度-太平洋）地区，并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既不能支配该地区，也不能胁迫位于这一地区的邻国。”

一年之后，拜登政府发布了它自己的白宫《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的威胁描述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重塑国际秩序，又拥有日益强大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实现这一目标的竞争对手。北京雄心勃勃地在印太地区扩大势力范围，并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1]而同月晚些时候发布的2022年五角大楼《美国国防战略》中则明确表示，“（该报告）指示国防部采取紧急行动，维持和加强美国的威慑力，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本部门的主要挑战。”

拜登团队认为，由于特朗普肆意破坏美国与盟友的关系，毫无章法地发动贸易战，危险地支持右翼极端主义势力，频频导致国内政治的不稳定甚至触发了“国内恐怖主义”，不仅削弱了美国对抗中国的能力，而且事实上进一步为中国扩大影响力创造了机会。因此，他的团队必须在这几个方面大大改变前任的做法，减少其中的自相矛盾和不确定性，更加有力地推进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的战略。所以，无论拜登这三年多的任期与特朗普四年任期在其它方面的差别有多么大，但在对抗中国并让美国为可能的冲突做好准备这个大目标上，拜登实际上是在多个重要方面进一步巩固了原计划。

正是连续两届美国总统接力式的推动，美国终于完成了这个被《经济学人》称之为的“自尼克松访华五十年来美国外交政策最具戏剧性的突破”。由于无论是在美国历史上还是在中国历史上这都是第一次，到目前为止，其中所包含的重大战略含义尚未全部展现出来。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中方近年来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不确定性”，而导致这一局面的主要因素之一正是美方这个战略“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