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认为决定能否和平度过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或者说关键之一，在于崛起国和霸主国各自的国际秩序诉求，尤其是经济秩序诉求之间，能否互相兼容。比如说二战前的德国与日本以及二战后的苏联，都在不同程度上试图建立与美国隔绝的垄断经贸体系，所以他们之间分别爆发了激烈的对抗，可以说构成了从二战到冷战半个多世纪的国际关系主轴；但我们往前看一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工业崛起之际，提出的自由贸易秩序架构与英国的帝国经济哲学相契合，因此双方虽多有摩擦，但最后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替。

因此，从国际秩序诉求的互动来看，中美之间与其说走的是美苏范式，不如说更像英美范式，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与美国相契合，追求同样的世界经济自由流通，比如说，我们加入了WTO，我们推动了RCEP建立，我们甚至还在申请加入CPTPP；从两国间的经贸数据来看，2022年，中美进出口总额7594.27亿美元，中美贸易占美国全球贸易总额的12.8%，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更是占到美国所有进口商品的16.2%；相比较而言，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各自的贸易依赖度还不到1个百分点；中国同时深度支持从联合国到世界银行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广泛国际秩序架构，这些虽然当前被视为“多边主义”理念的一部分，但本质上也是自二战以来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支柱。

某种意义上，作为一个崛起国，中国实际上是作为现行国际秩序，也就是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改良者，而非改革者这么一个形象出现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不相信“修昔底德陷阱”，也是国家主席习近平相信中美可以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12个字的根源所在，因为中国在根本上就没有在以19世纪的理念和20世纪的答案去解决21世纪的问题，我们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但不代表中国就要和美国进行一场霸权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