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伦称，拜登政府的对华经济战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坚定维护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的国家安全利益和价值观，增加制裁、出口管制等对华政策工具的精确性，加强与市场和盟友的沟通，以降低外溢性影响；第二，寻求与中国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而非对华经济“脱钩”，中美需进行良性的、公平的竞争，中国按照国际规则行事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第三，美中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在应对债务问题、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方面，美国希望与中国展开合作。

耶伦试图用“去风险”取代“脱钩”，这是拜登政府对华经济战略的最突出变化之一。2021年1月执政的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大国竞争”战略思维，继续宣扬“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雇美国人、买美国货”等政策理念，认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较量迎来“决定性十年”。

拜登政府迄今没有取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的惩罚性关税，针对中国的“贸易战”仍在持续。虽然有大量研究表明这种惩罚性关税给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带来严重损害，但美国涉华经济政策已经高度“政治化”和“安全化”。拜登政府担心因为其在经贸政策上对华示弱而丢失选票，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等高级官员仍认为关税是迫使中方对美让步妥协的重要工具。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家安全领域的高级官员在经贸政策议题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增大。4月27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围绕美国的国际经济战略提出“新华盛顿共识”概念。沙利文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牵头塑造的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动摇。

沙利文认为，美国面临四大根本性挑战：一是产业基础被掏空，美国高估市场的力量，过度信奉贸易自由化，这令美国利益受损，尤其是半导体和基础设施等重要产业部门萎缩，美国在经济上拆除了必要的护栏，低估了竞争对手带来的挑战；二是美国需要适应由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所界定的新环境，中国、俄罗斯等对手利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谋取地缘政治筹码，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在供应链方面的脆弱性非常突出，在关键技术方面的竞争力也被削弱；三是全球气候危机日益加剧，能源转型迫在眉睫，如何缓解经济增长与实现气候变化目标之间的矛盾，建设清洁能源经济，是拜登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四是全球化令美国国内劳工阶级的利益严重受损，对于“中国冲击”没有充分的预期和准备，美国自里根时期奉行的“涓滴经济学”政策失效，国内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问题加剧，进而导致美国民主体制的基础受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