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候选人表现出狂热、冲动等非理性情绪时，容易成为选民情感投射的客体，更能吸引选民的投票。由于西方选举制度的痼疾，选民时常在缺乏对候选人政治主张充分了解的前提下进行投票，最终凭借情绪投射与情感冲突选举出自认为更合适的领导人。

2016年，特朗普以微弱优势当选美国总统，这一结果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美国选民的情绪投射就是其中之一。在美国中西部一些黑人与蓝领白人聚居的州，民众长期感受到被“主流社会”抛弃、呼声不被关注，由此产生了强烈的焦虑与愤怒情绪。特朗普常语出惊人、情绪波动甚大，这迎合了当地选民的情感需求，他们将内心不被接受、无处发泄的情感投射到了特朗普身上。

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类似，民众无法在摆脱情绪控制的基础上进行投票，是其难以选出卓越领导人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政治心理学层面看，当选民受到恐惧、愤怒等极端负面情绪支配时，他们对信息的处理是一种边缘信息处理，而非理性决策，因此更容易受到那些长期“贩卖”外来威胁与焦虑的参选人或候选人的影响。

实践证明，“疯狂”的民众更容易选出“疯狂”的领导人。与此同时，情绪具有高度波动性的领导人一般自我控制能力也较差，易受到自身负面情绪或国内民众情绪的裹挟。基辛格指出，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应能够操纵环境而非被环境压垮。无数事实也表明，无法有效控制政治情绪的领导人更容易被外部环境左右，作出偏离理性的决策。

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中，民众疑欧、排欧情绪高涨，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未能及时疏解民众负面情绪、引领民众作出正确决策，而是被充满情绪化的民意裹挟，作出了“脱欧”这一显得有些冲动的决策。面对既定事实，很多民众随即又陷入后悔的情绪中，要求举行第二次公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