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国家自主性，减少美元依赖

债务危机的实质是美元这一货币问题，而国际社会也纷纷做出了一定的反应。通常，国际货币发行能够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收益，全球主要大国均积极在国际或者区域层面进行动员，力求角逐更高阶的国际货币地位。

比如欧元出世以来，已经成为美元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日本也在积极尝试扩大日元影响力，甚至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在去年年末提议推出区域性货币“SUR”。其背后的问题无不涉及到美元霸权引发的国际动荡，很多国家都在试图通过推出新的货币寻求货币流通的部分闭环，力求降低对美元的依赖。

巴西和南美尝试推出区域性货币“SUR”（图源：德国之声）

中国融入全球化是在美元体系下的融合，这突出表现在购买美元债上。尽管在理论上，购买国债可以构造一种相互依赖和制衡，但中国并未利用债权国的优势，通过外汇储备的“核威慑”在台湾、人权等议题上对美国外交形成钳制。

如果中国通过减持美债对美国施加影响，那可能会造成“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后果，甚至会招致美国政府蓄意报复和变相制裁。所以，在更大程度上，中国购买美元国债就不得不接受美元贬值的风险。但实际上，持有美元国债的总体收益率并不高，这给中国带来了长期的金融和战略选择的困境。

美元货币霸权不仅体现在覆盖全球商业交易的“面”上，还涉及到美国国内立法所展示的对违反美元使用的强有力的打击和压制上。

比如，涉美元的立法包含有：1950年《国防生产法》、1977年《美国海外反腐败法》、1977年《国家紧急经济权力法》以及2012年的《马格尼茨基人权法》，及新近由拜登政府推出的《美国反腐败战略》，美国对使用美元结算的国际经贸活动的可干预渠道和契机逐渐增多。

通过这些法案，美国政府及执法机构可以迅速地以某种理由将跨国公司或特定的行为体拖入被动甚至是“绝境”。

各国政府均已深刻地洞察并明了，使用美元及购买美元债务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和国家安全威胁，并在涉国家经济安全的石油、天然气等战略项目上尽可能地实施混合结算，实现人民币跨境结算则是中国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总体安全的必需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