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上限成为两党政治利益筹码

很大程度上，美式债务上限风险产生的国内政治根源是其两党以及选举结构，国内经济根源是其依靠无限的量化宽松，以极高的债务推动本国经济和就业，国际经济根源则是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以及主要工业民主国家对美元的信任和追随。

在两党高竞争的推动之下，两党势必将围绕债务限额谈判展开长时间的拉锯战，通过政治博弈以更多维护本党主张和利益。尤其是共和党，将会充分利用债务限额问题，逼迫民主党让步，而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也会借机压制拜登在未来2年的作为空间。竞争的核心是力图削弱总统拜登新的竞选优势。

在两党分歧日益加大的情况下，国会顺利通过立法干预债务上限的任务异常艰巨。债务上限谈判尤其具有挑战性。美国两党政客和议员利用债务上限问题作为政治利益的筹码，本身是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不负责任。

据美国新闻网站Axios报道，耶伦表示，她对美国债务违约感到“紧张”，并警告称，如果国会不在今夏提高债务上限，美国人将面临可怕的螺旋式衰退。Axios称，耶伦的悲观财政预测，是拜登政府试图向众议院共和党新多数派施加政治压力以提高债务上限的一部分。

诺兰·麦卡迪、基思·普尔所著分析美国国内经济与政治的经典书籍《政治泡沫》写道，每一次美国金融危机背后都潜伏着一个“政治泡沫”，导致金融不稳定的那种市场行为是政治泡沫促成的；政治泡沫源于特定的信念、制度和特殊利益组成的强大共同体，对金融行业的风险偏好行为；政治泡沫非但不会对其进行阻止，反而会促使、推进并放大；同时政治泡沫是僵化的意识形态、反应迟钝且低效的政府机构和特殊利益的产物。

观点令人深思，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美国所谓“民主”和“权力制衡”的虚伪。

中国未雨绸缪，美媒称“中或赢”

中国长期大量持有美国国债，主要是基于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贸易出口角色以及美国国债自身的优势。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大量增发美元国债。受制于美国债务上限的国内斗争、美元信用评级下降，长期持有美债会造成巨大的风险等因素考虑，中国持有美国债务的增长速速持续放缓。

目前，中国是美债的第二大持有国，从2022年4月起，中国持有的美债规模持续持在一万亿美元以下。自2021年12月至2022年6月，中国连续7个月抛售美债，累计抛售规模高达1130亿美元，仅在7月和8月小幅增持，于9月开始第8次重启大规模抛售美债，仅9月和10月连续两个月就共抛售了622亿美元。

自2021年12月至2022年10月，中国已经累计抛售了高达1752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累计抛售比例高达16.2%。这反映了中国考虑海外资产安全和调整海外负债结构的理性选择。

中国抛售美元国债，美国社会各主体也敏锐地嗅到了这一重要信号，但态度颇为微妙。

1月27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布亚瑟·克鲁伯( Arthur R. Kroeber）的评述文章“中国不想美国债务违约”（China Doesn’t Want a U.S. Debt Default）称，一个可能性是这次美债诱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会产生比2008金融危机更严重的经济萧条。这是因为庞大的美国国债市场以两种方式支撑着全球金融体系，全球很多信贷的定价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美国国债利率挂钩，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许多贷款都依赖美国国债作为抵押品。在违约情况下，美国债的利率将会飙升(因为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利率，以换取他们可能不会破产的风险)。

该文章认为，美国如果因债务违约而引发金融危机，中国将无法抵挡。因为此时的中国政府债务水平已经远高于2008年。

部分媒体则将美国的债务与中美竞争进行捆绑分析。比如，彭博社在1月28日，发表了题为“美债上限威胁可能使中国成为赢家”（US Debt Limit Threat May Make China the Winner）的文章表示，中国很可能成为美国债务上限威胁的赢家。同期，国会山报发表了一篇类似观点的专栏文章“债务上限之争：送给中国大战略的礼物”，文章称，可能的美国政府债务违约威胁符合中国“扩大其全球角色、削弱美国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的长期大战略”。显然是无视债务危机对中国的传递渠道，信口开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