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沃纳：这正是每个人都应该问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实际政策和结果中看到有区别。

2008年的时候，当时发生了一场银行危机，银行的信贷创造正在崩溃，因此货币供应量正在萎缩，经济开始停滞。就在那时，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想起了我1995年在日本提出的建议。那时我是香港怡富证券（Jardine Fleming）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了我的建议。

当时我认为，日本需要一个新的货币政策来应对类似的情况——银行信贷正在崩溃，经济衰退——解决方案是量化宽松，即扩大银行对实体经济的信贷创造。

量化宽松的关键是让银行信贷继续下去。政府可以采用两种方案：

第一，如果银行本身濒临破产，中央银行可以介入，以账面价值从银行购买不良资产，将它们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转移到中央银行，问题就解决了。这一过程没有挪用税收，因为中央银行没有资金成本，对社会也不产生成本。

2008年，很多人都在警告这个过程会产生通胀，但实际上通胀是不可能因此发生的。这是因为，只有当银行业将创造的货币注入非银行业，增加实体经济或金融行业流通的资金，才会发生通胀。而按照我的建议做，就没有创造货币，因为这只是银行系统内部的资产重组，从银行转移到中央银行，资金没有直接注入经济。这是银行恢复健康的关键步骤。

第二，如何增加银行信贷，增加货币量？这也应该由央行来操作。中央银行可以从非银行业购买资产，然后银行向卖家提供新资金。这就是重启银行信贷的方式。

伯南克也参与了1990年代日本就量化宽松的辩论，他还在日本发表过文章，非常关注日本经济。到2008年，他成为了美联储委员会主席，似乎记得我的提议，因为他将此落实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