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主张建构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中国话语，因为西方话语对中国的围剿是全方位的、直来直去的、极具攻击性的，所以我们的话语反击也应该是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也就是当年毛主席说过的，用侵略者听得懂的语言来对付侵略者，军事上如此，话语斗争我想也是如此。

应该说“文明型国家”话语是一种比较全面、比较透彻、比较强势的中国话语，它的全面性体现在它对中国与西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一个比较整体的把握，某种意义上揭示了文明型国家的发展规律，也就是说历史上中国长期领先于西方，这种领先有其深刻原因。18世纪开始中国落后了，错过了工业革命，有深刻的教训，但中国现在又通过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赶了上来，并正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实现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这种“赶超”的成功也有深刻的原因。

中国今天成功的原因和历史上领先西方的原因，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所以“文明型国家”完全拒绝西方“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的理论预设，拒绝所谓的从极权主义，经过威权主义发展到西方民主制度这种荒谬的逻辑。有了这种对中西方发展大势的整体把握，我们在第一时间内对许多国际事件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比方说，我们率先在世界上提出“阿拉伯之春”将变成“阿拉伯之冬”，我们率先提出美国将彻底输掉对华贸易战和对华科技战。

“文明型国家”话语的透彻性也表现在它聚焦建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底层逻辑。比方说，我提出在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引领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个超”：人口、地域、历史、文化，都是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一旦我们放弃中国道路、放弃中国模式、照搬西方模式的话，那么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最大优势就会变成中国的最大劣势：“百国之和”将变成“百国之异”，强调共识的政治将变成强调对抗的政治。“百国之和”的人口将成为中国混乱和动荡的温床；“百国之和”的疆土将成为四分五裂的沃土；“百国之和”的传统将成为无数传统纷争和对抗的借口，我们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将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