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强势性，“文明型国家”理论在不少方面实现了对西方话语的“范式重构”和“降维打击”。比方说，我提出“文明型国家”的“良政还是劣政”范式超越西方“民主还是专制”的范式、中国“民心”和“民意”结合的模式超越西方仅仅依靠“民意”的模式，中国“选拔+选举”的制度超越西方单是依靠选举的制度，中国“混合经济”模式超越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中国“自由”与“自律”平衡的价值观比西方的“自由绝对化”理念更具现代性等等。

今天，“文明型国家”话语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叙事的主流话语之一，背后是这样三个基本的事实：第一，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中国模式、以高度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迅速崛起，这已改变了世界格局，震撼了整个世界。第二，具有独特文明传统的其它非西方大国也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崛起。第三，西方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都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世界迅速进入“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呼唤去西方化、去美国化、去西方话语霸权。换言之，在这个新时代，许多国家和利益群体需要新的理论、新的话语，而“文明型国家”理论部分地满足或者回应了这种需求。

我们通过比较长时间的，比较扎实的原创性的研究，向世界推出了一整套经得起国际比较的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和中国标准，它们经受住了过去十几年全球发展和危机的考验。这自然引来了外部世界的关注、反思、解读、演绎，当然也有争议甚至歪曲。但精彩的是，我们提出的这一切已经创造了重要的国际存在感，西方和外部世界已经绕不过这种存在感。当然“文明型国家”理论也将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和深化。我们也务必再接再厉，力争以更多的中国理论、中国话语继续影响乃至引领这个世界，为中国和人类的进步做出我们中国学人应该做出的贡献！好，今天就说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