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民的弃儿

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在乌克兰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特殊作用。有数十个小党派和政治运动支持这种意识形态，这些政党的领导人时而相互结盟，时而从合作走向公开对抗。他们不是很受人民欢迎，但一部分乌克兰政坛的建制派与右翼激进分子勾结在了一起。

在1990年代初期，乌克兰社会学家发现，近60%的乌克兰公民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偏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样的情况没有发生太大变化。2017年，55%的乌克兰人认为自己在意识形态上是中立的，大约18%人认为自己属于左派，自由派和“绿党”的支持比例都是1-2%，“纯粹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即在某些条件下的“班德拉分子”）的数量在乌克兰广场革命后的前三年里翻了一番：从2%增加到 4%。类似的，民族民主人士和持自由主义观点的民族主义者所占比例有所增加达到了15%。

在1998年至2012年间，最高拉达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极端民族主义派的议员。在2014年议会选举中，“自由”党在国家名单上投票时仅得到4.71%的选民支持。在同年的总统选举中，“自由”党领导人奥列格·加尼伯克获得了1.16%的选票，“右区”组织（在俄罗斯被禁止）领导人德米特里·亚罗什获得了0.7%的选票。

但是，这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奉行中间立场，而在选民眼中更受到信任的乌克兰政客，事实上接管了民族主义分子的政治任务。

自2014年广场革命以来，乌克兰当局从未谴责过民族主义行动以及右翼组织不计其数的火炬游行，甚至部分地区将其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在传统记忆里清除了反法西斯胜利日，通过整个文化系统追悼乌克兰大饥荒受难者，并借此完成对所有历史记忆的受害者化。最终，乌克兰当局正式授权了对不计其数的街道重新命名和对苏联纪念碑进行拆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