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尼古拉·波诺马廖夫 译/党浩楠（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俄罗斯军队正在乌克兰进行的“特别军事行动”，其中任务之一就是对乌克兰“去纳粹化”。而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政治领袖仍然没有给出具体说明。根据乌克兰《每周镜报》的说法，俄罗斯外交官正在向基辅方面寻求其禁止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纳粹主义和新纳粹主义政党组织的活动，并废除现行的将纳粹和新纳粹分子英雄化的法律。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一次演讲中也间接地表示，他打算将去“纳粹化”的进程扩大到乌克兰的行政当局。普京总统说“我和我的西方同仁们谈到：你们国家也有极端分子。是的，就连我们也有，但我们的政府中没有极端分子。而现在每个人都承认在那个国家（乌克兰）的政府里就有极端分子”。

当地时间5月1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集安峰会提及有关“去纳粹化”进程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从乌克兰方面来说，有消息可以证明，基辅当局对“去纳粹化”的要求反应强烈。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总统经常强调自己是犹太人，并声称他的家人在纳粹大屠杀中深受其害，而他的祖父则是一名红军战士。

这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如此，为什么基辅当局在“去纳粹化”的问题上不让步？如果在乌克兰的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内政治中没有相关因素，那么莫斯科的要求就不过是做一种表面文章，去纳粹化并无实际意义。说起来，这甚至不能算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让步”。

去纳粹化的乌克兰模式

提到“去纳粹化”最广为人知的版本，就是二战后反法西斯国家推行的一项政策。该政策旨在清除德国和奥地利残存的纳粹意识形态。这是一项重建社会和文化体制的全面进程，通过这个过程，希特勒时代留下的一切印记都被彻底地清除。

从这个意义上说，乍一看似乎对乌克兰使用这个术语并不完全准确。纳粹主义在乌克兰没有在纳粹德国那么猖獗。它不是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在议会里也没有代表。然而，乌克兰当局从未明确否认纳粹主义的存在。

对比一下俄罗斯是如何看待，二战期间投降德国人的弗拉索夫将军和由他指挥的“俄罗斯解放军”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在俄罗斯，弗拉索夫被公认是一个卖国贼，无法想象他的支持者可以沿着莫斯科市中心的特维尔大街进行游行。

诚然，乌克兰的“新纳粹主义”意识形态还比较模糊。在现代乌克兰，形形色色的极右翼团体正在宣扬的东西，实际上都与“乌克兰整体民族主义”的概念是密不可分的。乌克兰纳粹意识形态目前的表现形式是：对斯捷潘·班德拉、罗曼·舒赫维奇进行英雄化地歌颂。后者的儿子尤里（目前还健在）是极右翼组织乌克兰民族会议——乌克兰人民自卫军的骨干，该组织在乌克兰目前是完全合法的。

斯捷潘·班德拉被塑造为乌克兰英雄 图片来源：美联社

同时这种意识形态还体现为，将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和乌克兰反抗军的血腥历史浪漫化（这两个组织在俄罗斯都是被禁止的）。乌克兰右翼意识形态的特点是，否认过去的苏联历史乃至对历史记忆明目张胆地篡改修正，奉行极端保守主义、反犹太恐惧症、沙文主义和仇外心理，以及将俄罗斯或苏联视为威胁乌克兰生存的主要敌人。

就像对所有冠以“列宁”名字的街道、建筑进行改名那样，对于乌克兰民族主义来说，反对共产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否定和俄罗斯人的共同的历史。

例如，俄罗斯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乌克兰大饥荒是斯大林和其他政治精英玩忽职守的过失，他们通过阶级关系的有色眼镜来审视各个民族的居民。而在乌克兰，他们认为大饥荒具有明显的种族倾向，乌克兰人的面包和其他粮食（顺便说一下，俄罗斯人和哈萨克人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被布尔什维克收缴。而这在基辅政权的官方口径中，必须要归咎于俄罗斯人。很难确切地说，大多数乌克兰老百姓是否接受这样的看法。然而，在一些边缘群体中，尤其是在2014年顿巴斯冲突开始之后，这种意识形态受越来越受欢迎。

新纳粹主义的“志愿者”渗透进了乌克兰的正规军，并对普通士兵进行意识形态宣传。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思想与基辅政权的政治发展进程交织在了一起，导致这些意识形态出现在对语言的立法中、对纳粹符号的巩固以及对班德拉分子的崇拜中。从广播和电视节目中，我们已经听到更极端的声音——在乌克兰东部建立集中营，或者用更激烈的方式完成他们的民族建构。

那些极右翼和新纳粹组织的领导人经常在媒体上发表言论，尽管他们既没有议员之类的身份，也没有什么官职，但他们彻底改变了乌克兰的国防部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干部们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乌克兰的军队不太可能成为我们在去纳粹化问题上的协调人。他们只能是我们的敌人。

他们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乌克兰人经常会提出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你们在乌克兰的哪里看到有纳粹分子？但只需在任何搜索引擎或视频分享网站点击几下，都将出现数百个视频，其中包含带有纳粹符号的乌克兰极右分子游行，并在“荣耀归于民族，死亡属于敌人”或“乌克兰高于一切”的口号下要求“统一的家园（country）、统一的国家（state）、统一的民族！” （这直接引用了纳粹的口号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

就在不久前，一些乌克兰团体还被美国视为是宣扬新纳粹主义的。早在2015年，美国国会就正式禁止使用国防部经费向“亚速营”提供武器、训练或其他支持。原因在于，乌克兰军队的这支武装处于新纳粹分子的控制之下。在美国国会，它被称为“令人作呕的纳粹组织”。

实际上，亚速营的武装分子对一些问题毫不避讳。亚速营指挥官、前最高拉达议员安德烈·比列茨基公开宣称：在当今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刻，我们民族的历史使命就是——领导全世界的白种人，为其生存而进行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这次征讨将是闪米特人针对劣等民族的。

亚速营武装分子使用经过修改的万字符作为自身的标志——这又被叫做狼之钩，源自德语“狼钩”（Wolfsangel）。在纳粹德国时期，它是党卫军第二师“帝国师”的标志。然而，乌克兰所有的极右翼组织都以某种方式与纳粹符号勾勾搭搭。在这些组织的任何一间办公室里，都可以看到货真价实的法西斯卐字符号。

“乌克兰爱国者”总司令安德烈·比列茨基，在2008年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会场内悬挂“狼钩”旗帜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也是新纳粹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支持者。以他们为代表，公开美化二战时期的通敌者和战犯，具有仇外心理和反犹主义，对暴力和强人领袖原则加以崇拜，对“祖先的传统”的颂扬，神秘主义学说大行其道，排斥持不同政见者，崇敬“血与土”，以及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一切都将现代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和《我的奋斗》作者的信条结合在了一起。

针对2021年乌克兰局势，自由之家发布的报告中，提到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对记者、活动家和反对派政客的定期袭击，但警方对此没有任何反应。顿巴斯的难民在选举中试图投票时经常面临各种阻碍，持不同政见者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中表达异议往往会遭至公开的暴力，犹太公墓经常被人为破坏。

新纳粹主义在当今的乌克兰，以一些右翼激进组织的形式存在。他们暂时无法在组织上团结起来，克服意识形态矛盾，公然将其意识形态强制施加给国家。但他们对乌克兰强力部门的影响力极为显著，当未来政治局势发生变化时，新纳粹分子上台的风险是很高的。

那么为什么乌克兰的普通人没有注意到自己国家的新纳粹主义呢？应当有人是注意到了，但低估了这种意识形态。人们缅怀致敬斯捷潘·班德拉，并用他的名字命名街道，他们认为这只是关于温和的民族主义和对国家的热爱；政府通过禁止使用俄语的法律，这就是我们建设国家的方式；暴徒拆除列宁纪念碑并殴打二战老兵军人，这难道就算是纳粹主义吗？这不过是从过去的共产主义模式解放自己并找到通往欧洲的道路。

选民的弃儿

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在乌克兰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特殊作用。有数十个小党派和政治运动支持这种意识形态，这些政党的领导人时而相互结盟，时而从合作走向公开对抗。他们不是很受人民欢迎，但一部分乌克兰政坛的建制派与右翼激进分子勾结在了一起。

在1990年代初期，乌克兰社会学家发现，近60%的乌克兰公民没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偏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样的情况没有发生太大变化。2017年，55%的乌克兰人认为自己在意识形态上是中立的，大约18%人认为自己属于左派，自由派和“绿党”的支持比例都是1-2%，“纯粹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即在某些条件下的“班德拉分子”）的数量在乌克兰广场革命后的前三年里翻了一番：从2%增加到 4%。类似的，民族民主人士和持自由主义观点的民族主义者所占比例有所增加达到了15%。

在1998年至2012年间，最高拉达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极端民族主义派的议员。在2014年议会选举中，“自由”党在国家名单上投票时仅得到4.71%的选民支持。在同年的总统选举中，“自由”党领导人奥列格·加尼伯克获得了1.16%的选票，“右区”组织（在俄罗斯被禁止）领导人德米特里·亚罗什获得了0.7%的选票。

但是，这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奉行中间立场，而在选民眼中更受到信任的乌克兰政客，事实上接管了民族主义分子的政治任务。

自2014年广场革命以来，乌克兰当局从未谴责过民族主义行动以及右翼组织不计其数的火炬游行，甚至部分地区将其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在传统记忆里清除了反法西斯胜利日，通过整个文化系统追悼乌克兰大饥荒受难者，并借此完成对所有历史记忆的受害者化。最终，乌克兰当局正式授权了对不计其数的街道重新命名和对苏联纪念碑进行拆毁。

乌克兰起义军（UPA）支持者举火炬在街头游行

2018年，自由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在俄罗斯被禁止）、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大会、右区和S14组织在总统大选中联合提名了一位候选人。结果是2019年1月，“纳粹候选人”鲁斯兰·科舒林斯基获得了1.6%的选票，在最高拉达选举的上卷土重来的企图惨淡落空，由自由党、右区、亚罗什政府倡议和国民兵团组成的竞选联盟仅获得2.15%的选票。

传统上，右翼激进分子只能在地方性选举中取得胜利，而且大部分胜利还是在2000年代取得的。同时，即使在西乌克兰，他们的支持度也不太高。在2019 年利沃夫地区的最高拉达选举中，自由党只获得了5.36%的选票，而较为温和的自助党获得了2.89%的选票。在利沃夫地区委员会的选举中，自助党、自由党、乌克兰人民党和乌克兰加利西亚党在94个席位中只获得了27个席位。相比之下，只有欧洲团结党（前总统波罗申科所在政党）一党在地区议会选举中赢得了28个席位。

但不能排除，极右翼在选民中的低人气是因为主流政党挪用抄袭了他们的部分政治纲领。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赞美、去共产主义化、限制使用俄语，所有这些都不过是表面上公开谴责新纳粹主义并且受人尊敬的政客们的政治武器。只不过他们的策略不是攻击和诽谤污蔑别人，而是穿上维什万卡（乌克兰民族服饰）着手建立一个新的民族——不过只有那些愿意忘记自己是俄罗斯人、犹太人或顿涅茨克人，并只称自己为乌克兰人的公民可以参与其中。

为了金钱不惜编造耸人听闻的故事

仅靠着如此低的支持度，右翼激进分子想取得政权只有一条途径——通过贵宾厅的接待大门。激进分子们会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恐吓记者和公民活动家、参与驱散抗议活动人群或组织自己的抗议活动。人权观察、大赦国际和自由之家的报告不止一次提到了这些事实。

在许多城市，右翼分子们被招募成与警察一起行动的支持人员。对此，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亚速营的首任指挥官创建的另一个民间武装组织——国民兵团。与此同时，右翼激进分子扮演着恐吓老百姓的角色，尽管物业费和水电费不断上涨，但新纳粹分子的火炬游行一如既往，这自然会促使大多数乌克兰人投票支持温和派政党。

激进的领导人可以被获准进入政府，但通常他们只能活跃很短的时间。乌克兰广场革命后的头几个月是这些乌克兰新纳粹分子的黄金时期。只需回顾一下，在2014 年初，四名自由党的成员加入了阿尔谢尼·亚采纽克的临时政府。然而，这些激进分子很快就被撵到了政治剧场中的“看台长廊”。

现在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的办公室里聚集了很多律师和商人，有苏联英雄的孙子，但没有一个人与极右翼有直接关系。只有退伍军人事务部长尤利娅·拉普蒂娜（Yulia Laputina）疑似同情激进的民族主义者。

在乌克兰社会中清洗新纳粹分子有些困难，主要是因为这些纳粹分子没有机构化地显现出来。现存的乌克兰右翼激进组织的特点是结构松散，不稳定性高。不稳定性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民族主义者的传统——即使在严重的危机中，他们在组织内部也会与对手拼命争夺权力。

此外，在极右组织中也有不少政治实用主义者，参与政治活动对他们来说无非是一个事业跳板。表现出这种政治灵活性的典型例子是最高拉达议员伊利亚·基瓦，他在俄罗斯被许多人视为反对极右翼分子的战士。而过去，他是波尔塔瓦州“右区”中心的负责人，也是内政部长阿尔森·阿瓦科夫的顾问。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最终成为“反对派平台——为了生活”（乌克兰最大亲俄政党）党的候选人。

对志愿营的去哥萨克化（解除武装）

乌克兰新纳粹分子在乌克兰武装部队中占据了特殊位置。早在1990年代，在乌克兰西部就出现了准军事化的小型民族主义组织，其中一些成员甚至还赶上了加入车臣武装分子的反政府战队。如果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大规模参与了在车臣对抗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显然是夸大其词，尽管如此，但对他们的歌颂美化是随处可见的，比如利沃夫有一条街就以“车臣领导人”杜达耶夫命名。随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加入了准军事组织，这些组织为乌克兰精英阶层或犯罪集团服务。

乌克兰民族主义团体与一些乌克兰狂热足球迷一起构成了广场革命的骨干力量，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表示准备好了参加顿巴斯的战争。这其中有狂热的迈丹分子（广场革命参与者）和新纳粹分子，还有一些罪犯、强奸犯、虐待狂。5月2日在敖德萨发生的事件使他们第一次团结起来，所有上述的团体都积极参与了对反对广场革命者的大屠杀和以及对敖德萨工会大厦放火焚烧（最终有48名反广场革命的示威者死于该大厦内）。

2013年11月21日基辅爆发广场革命

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领导下，民间人士一共成立了32个国土防御营。与此同时，国民警卫队所属的志愿营也成立了（其最终数量达到33个）一些军事组织，包括“右区”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 ，他们至少在形式上服从于基辅当局。

通常志愿部队战士的作战积极性很高，但他们的训练和纪律水平还有很多不足之处。2014年秋季，在多次被投诉有针对平民的罪行后，“矿工营”被解散。而这些战士，随后又组成了“龙卷风”营。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乌克兰当局不得不对这个军事组织的领导人提起刑事诉讼，指控他们绑架、酷刑和强奸。

将“龙卷风”绳之以法的尝试，差点以军事叛乱告终，但最终这支倒霉的部队还是被解散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明确指出，战争罪犯们在乌克兰“蓝黄旗”下对平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掠夺私有财产、绑架平民、对犯人施以酷刑和酷刑，对涉嫌“同情分裂分子”的人进行惩罚性行动——这一切几乎成为在前线战斗的志愿营军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志愿营的犯罪历史最终还是结束了。乌克兰当局表示，只有正式编列进乌克兰武装部队或国民警卫队（即内政部）的部队才能留在前线。第一类包括艾达尔突击团，第二类是亚速团。让这些“野蛮人”撤离前线的过程一直拖到2018年才结束。在内政部特种部队的帮助下，乌克兰安全局解除了一些军事组织的武装，例如“阿拉塔”独立营（隶属于在俄罗斯被禁止的“右区”组织领导）。到2019年，大量的战斗志愿营已经不复存在。

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国民警卫队中形形色色的志愿营的总数尚不清楚，他们的总人数可能在一万五到三万人左右。与之相比，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行动时，乌克兰国民警卫队有六万名士兵，乌克兰武装部队一共有二十万人。这些志愿营中的军事人员普遍训练有素，并且战斗经验丰富，他们的服从指挥度已经明显提高。但是总的来说，它们的战斗能力比起乌克兰的正规军没有明显优势。

利用过去的经验

是否可以利用二战时期的经验来解决“去纳粹化”的问题？更加有可能的情况是，在与乌克兰的冲突结束后，我们将要赋予这个词新的内涵。

在纳粹德国，纳粹党直接或间接控制着社会的各个领域，它拥有极为发达的官僚体系，而这就导致了使纳粹分子及其支持者很难在“去纳粹化”中逃脱正义的审判。

对于乌克兰新纳粹分子来说，他们远没有达到这样高度的组织水平。他们的角色可以认为是，为各种精英群体服务的雇佣兵。极右翼组织是乌克兰当局用来恐吓政治对手和操纵公众意识的恐怖工具。

在乌克兰，没有占主导地位的新纳粹党和与之相关的公共组织网络覆盖广大民众。新纳粹分子只能组成星星点点的小团体和政治运动组织，这些小团体和政治运动组织时不时会加入一些逢场作戏的政治联盟。

正是由于乌克兰纳粹组织实力相对薄弱，机制化程度低的特点，我们无法利用将德国从“棕色瘟疫”（去纳粹化）中解救出来的经验来解决乌克兰的问题。首先，在乌克兰没有出现 “第三帝国”官僚机构完全纳粹化的情况，这就造成了乌克兰政治体制仍然是民主的幻觉。

同时，在乌克兰社会里存在一种谎言般的错觉——极右翼势力是在国家的控制之下，他们不可能掌握国家机器。然而，乌克兰老百姓忽视了民主党派正式开始在立法层面上，支持恢复极右翼组织及其意识形态遗产的名誉。随着强力部门在意识形态上变得越来越 “班德拉分子”化。与当局的纵容甚至像直接支持一样，他们不仅镇压政治上的反对派，而且还镇压任何持不同观点的人。

事实上，我们近年来观察到乌克兰逐渐过渡到了极右翼国家。你尽可以说，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是犹太人，而纳粹空军元帅埃哈德·米尔希也是半个犹太人，但这并不妨碍他忠实地为第三帝国服务，最后沦为一名战犯。在德国国防军中大约有十五万名混血的军人，其中包括那些具有犹太血统的人，但没有一个人敢于拿起武器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受害者抗争。

极右翼组织在目前乌克兰政治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但同样，在1929年金融危机之前，纳粹党对许多德国人来说就是一群政治边缘分子。

历史事实什么也没有教会大众，但它又总是惩罚人们的无知。

（原文刊载于俄罗斯EXPERT网站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