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理认为，美国出尔反尔，拒绝建立核查机制有更深层次原因。首先，美国将国内政治置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之前。无论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还是公约核查议定书草案，都是各缔约国求同存异的产物，是国际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但美国国内多变的政治气候显然很容易打破这一脆弱平衡。其次，美国推动生物武器问题解决的动力机制发生改变。进入新世纪后，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等生物科技的发展，促使美国重新审视生物武器的战略价值，签署《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原初动力日渐减弱。相反，以防范生物恐怖威胁为名，美国生物防御预算急剧攀升。维护生物科技优势和科技霸权，实现生物领域的绝对安全，一跃成为美国的重要战略目标。再次，美国基于维护本国军事和工业利益以及同盟利益，对要求有透明度和受国际法制约的生物武器军控多边协议持谨慎态度。加上美国生物制药和生物技术产业对政府进行游说，美国离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桌越来越远。

曾庇护纳粹和日本战犯的美国，“信誉欠费”

虽然美国总统拜登近期郑重声明，华盛顿在欧洲没有生化武器，然而美国历史上曾多次倒行逆施，导致其信誉破产。在二战结束后，美国为获得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的优势，曾和日本达成秘密协议，为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等提供庇护。石井四郎后来还当过美国德特里克营，也就是后来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生物武器顾问。此外，二战结束后，美国还将大批纳粹科学家强行“招募”到美国，为美国服务。这些人中就包括第三帝国纳粹生物武器计划负责人库尔特·布洛梅。

美国军事人员在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前站岗。

不管是“收割”苏联国家生物实验室和专家，还是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美国给出的理由都很冠冕堂皇。然而美国资助的多个生物实验室，被爆曾进行致命的人体实验。华盛顿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分布也与当地多起事故发生地高度重合。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也是唯一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的国家。对海外生物实验室所进行的研究，美国三缄其口。面对俄罗斯提出的证据，美国也只是想用一句“虚假信息”搪塞过去。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美国的回应难以交代，难以服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