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粗暴地把电线接在我们的腿上、胳膊上和胸口上，然后给我们戴上耳机，我的耳朵被某种尖锐而嘈杂的噪音充斥着，难受极了。”《寻找自我》纪录片导演、MK-ULTRA计划亲历者之一佩尔·温尼克向外界讲述了1960年自己的遭遇。当时温尼克11岁，他和同住在哥本哈根一座孤儿院的几名小伙伴，被每人16丹麦克朗（现在约合122元人民币）的报酬骗去“做点好玩的事”。温尼克表示，在他们遭受痛苦的时候，旁边的研究者对他们的遭遇熟视无睹，只管记录实验对象的反应。

温尼克在丹麦国家档案馆找到的资料显示，MK-ULTRA计划在哥本哈根市立医院进行。在实验的第一年，美国机构就给了相当于现在460万丹麦克朗的支持。这些机构就包括美国中情局在幕后运作的人类生态基金会。

MK-ULTRA计划所涉及的机构多达几十家。科尔帕基迪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参与该计划的包括44家教育机构、15家药理和化学研究公司、12家医院和诊所，以及3所监狱。在某一时期，中情局将该机构6%的预算分配给这个项目。

更令人发指的是，MK-ULTRA计划还将魔爪伸向更多地方，实验对象包括囚犯、甚至平民，而他们有的被折磨至死。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1954年，美国中情局向海外派遣了一支小分队，对某些能够“代表共产主义国家”的个体进行实验。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金泽则在自己的《首席毒师》一书披露，美国政府授予戈特利布特殊权力，使其能在国外寻找实验对象，并掌握这些“实验品”的生杀大权。戈特利布甚至聘请了曾领导侵华日军731部队的战犯石井四郎参与实验。金泽称，在二战结束后，因为美国的阻挠，石井并未接受审判。

美国人可能也没有逃过被实验的噩运。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亨利·莫里的人格特征理论曾被美军用于挑选执行特殊任务的特工，他的很多研究都是代表CIA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局进行的。二战后，莫里回到哈佛大学，并担任中情局顾问。在《违童之愿：冷战时期美国的儿童医学实验秘史》一书中，艾伦·M·霍恩布鲁姆等作者提到，莫里1958年在哈佛大学进行心理应激研究，专门收集人在压力下的反应数据。25名哈佛大学学生成为莫里的实验对象，被无端施以人格羞辱。在承受巨大精神压力后，16岁原本前途无量的数学天才西奥多·约翰·卡辛斯基崩溃了。该书多位作者相信，莫里的这一研究项目与MK-ULTRA计划脱不了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