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就业人员增税会影响工作积极性，因此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很难看到加班现象。有些自雇人员为了少交税，甚至会主动选择“减少工作时间”。这会抑制经济，减少生产总量。许多政治家明白这个道理，然而在这样的体制下，任何政党都无法做出彻底改变，因为在西方民主体制下，哪个政党不满足选民对社会福利的要求，选民就不会投他们的票。因此，在西方民主体制下，生产力的发展跟不上民主化进程，过度泛滥的“民主”导致现有生产力看似无法满足民众的正常生活需要。长此以往，形成诸多恶性循环，不仅会出现选民不理智，政治家不作为，还会使欧洲高福利国家变成高债务国家，为未来更大的危机埋下隐患。

为什么对华认识出现偏差？

我在为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党派的议员们做好服务的同时，也常常会被问及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比如，曾有欧洲议员问我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就我所知，在6700万英国人口中，其国内各党派党员总数加起来只占人口总数的1.66%。而14亿多人口的中国，共产党员已有9500多万，这让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欧洲议员感到非常惊讶。

一些欧洲议员和同事曾告诉我，他们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因其在许多欧洲国家的试验都以失败告终。一位同事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过于理想化。”但无论这些欧洲议员和同事提出怎样的质疑，他们都认识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中国共产党把一个曾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而现在的中国更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看得出，欧洲人对中国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逐渐有了认识。2008年的一次辩论会上，一位欧洲议员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贫困国家”。最近几年，我再也没听过谁这样谈中国。但也有议员仿佛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应在世界上履行更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