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区域合作不必然由大国主导。长久以来，全球大国博弈亚洲，区域大国争夺主导，严重影响区域合作，中日韩自贸区等区域一体化安排找不到明确方向。倒是东盟10个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成功化解旧时恩怨，不但展示历经考验的团结，还以开放包容姿态接纳大国开展合作，成为引领地区合作的中心力量。无论“10+1”“10+3”还是“10+N”，这个“10”都是确保合作成功的第一块基石。这与欧洲一体化由法德主导截然不同，体现亚洲文化的灵活性，“小马拉大车”模式为大国竞争下的国际政治合作提供启迪。

三是区域合作不必须有“硬约束”为保障。欧盟的合作模式包含比较完善的制度建设，联盟层面集中了各成员国主权让渡的部分法律、行政、民意代表职能，对成员国具有较强约束力和强制力。东盟的运作则依据条约和规章，落实合作责任主要依靠成员自我约束。“硬约束”的好处是一体化程度高，“软约束”则有利于包容不同国情不同发展水平的成员参与，更适合亚洲多样化现实。

面向未来，亚洲区域合作要想走向深入、走出一条光明大道，仍需应对好域内外大国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

在此过程中，中美可互不否认对方在区域内的重要地位，寻求推动区域合作的共同认知、理念与实践路径。美国需纠正一大误区，即认为政治安全捆绑可以迫使、诱使地区国家“背中向美”，配合美国的经济遏制。“所谓战略，就是目标和能力的平衡。”而美国目前恰恰面对目标与能力之间的明显落差。美国试图在供应链替代、关键技术研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违背资源高效配置的规律，这将推高美国经济活动整体成本，与通胀上升周期叠加，打击美竞争力。“印太战略”缺乏经济资源支撑，亚洲对美安全依赖也导致更大安全支出，损耗经济收益。美国积极推动TPP后又放弃，显示其内外经济需求出现巨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