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于明年1月1日正式生效有关。

而美国正以制造矛盾、激化争端的方式介入地区事务。如果美国的战略奏效，亚洲可能回到殖民时期分裂、分散状态，沦为美欧经济政治附庸。

但是，美国的真正利益，实际上来自与中国等开展建设性合作。美国越早认识到这一点，越对各方有利。

执笔/廖峥嵘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于明年1月1日正式生效，这必将给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带来新动力。早在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将扩张触角伸到亚洲之时，亚洲国家携手推翻殖民统治进而实现独立、自主、繁荣的愿望就产生了。但时至今日，亚洲区域合作仍是一个有待充实的愿景。

1月1日将迎来个大事，美国还想让亚洲重回殖民时代？

有利因素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域内需求增长较快，亚洲贸易50%留在区内，直接投资50%留在区内，显示亚洲经济正部分摆脱对美欧市场的不对称依赖。

从资源条件看，东亚和南亚制造中心、消费市场与中西亚能源供应中心形成天然互补。

从机制建设看，经济全球化在美欧遭遇强逆流，亚洲区域合作乘势而起。全球最新最大区域合作安排，高标准的CPTTP和包容性强的RCEP均围绕亚洲（特别是东亚）展开布局，必将推动区域合作形成新高潮，同时有助于缓和地缘矛盾。

也有不利因素。区内大国存在主导权之争，政治互信严重不足。历史恩怨牵动民族感情，影响民心互通。海洋权益争端、领土纠纷则是阻碍深度合作的另一顽疾。这些矛盾可大可小，但近来愈演愈烈，背后又与美国地缘战略调整息息相关。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东升西降”日益明显，引起美国强烈不安。美国一方面希望搭上亚洲增长快车，一方面又希望在经济、政治、安全等各方面继续主导亚洲，使其发展符合美国利益，有利于其维持全球地位。美国声称在亚洲的使命是维护稳定、促进繁荣，但无论“亚太再平衡”还是“印太战略”，均缺乏推进地区合作、促进经济一体化的明确方案，相反却充满对冲中国的战略图谋与安排。美国提出过“亚洲自由贸易区”（FTAAP）但缺乏推动热情，美国曾积极创建TPP但最终放弃。

当前，面对CPTTP和RCEP带来的合作势头，拜登政府又在酝酿推出“印太经济框架”，美国“重起炉灶”可能带来新一轮经济秩序重组，对区内正在推进的合作安排形成干扰。

美国正以制造矛盾、激化争端的方式介入地区事务。其中包括违背尼克松总统以来历届政府承诺的一中原则，提质扩量对台军售，提升美台官方交往水平；改变在海洋权益争端上保持中立的立场，挑动相关国家向中国发难；加强针对中国的所谓“自由航行”行动，搅乱相关方达成南海行为准则进程；企图以渲染“中国威胁”拉拢区域国家选边站队，实质是希望区域国家牺牲现实利益，帮助美国完善遏制中国的全球战略。如果美国的战略奏效，亚洲可能回到殖民时期分裂、分散状态，沦为美欧经济政治附庸。

亚洲成为全球地缘博弈主战场，区域国家“安全求美国、经济靠中国、政治要自主”三要素之间冲突越来越大。诚然如此，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合作势头仍然强劲，其方向和路径探索为当代地区合作与治理提供有益启迪。

一是区域合作不必须有地缘假想敌作为动力。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初衷是通过区域合作防止再度发生战争，亚洲区域合作的初衷则是应对域外金融危机蔓延效应。欧洲一体化排除苏东集团，并且利用苏东“威胁”促进西欧融合。冷战后一体化纳入东欧，但仍排斥俄罗斯。北约和欧盟扩张又刺激俄强烈反应，而面对俄国“威胁”，欧洲又不得不在军事、安全上依赖美国，欧洲寻求战略自主的道路变得异常复杂艰难，也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

冷战后，美欧主导下的欧洲陷入新的混乱，爆发科索沃战争、俄格冲突和东乌克兰战争。反观亚洲，一旦摆脱外来控制，迅速实现和平并转入发展快车道。冷战后30年经验证明，亚洲合作不需要有一个政治、安全与军事上的假想敌。没有外来地缘冲突的诱导逼迫，亚洲完全有能力维护和平与稳定，实现可持续发展与繁荣。

二是区域合作不必然由大国主导。长久以来，全球大国博弈亚洲，区域大国争夺主导，严重影响区域合作，中日韩自贸区等区域一体化安排找不到明确方向。倒是东盟10个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成功化解旧时恩怨，不但展示历经考验的团结，还以开放包容姿态接纳大国开展合作，成为引领地区合作的中心力量。无论“10+1”“10+3”还是“10+N”，这个“10”都是确保合作成功的第一块基石。这与欧洲一体化由法德主导截然不同，体现亚洲文化的灵活性，“小马拉大车”模式为大国竞争下的国际政治合作提供启迪。

三是区域合作不必须有“硬约束”为保障。欧盟的合作模式包含比较完善的制度建设，联盟层面集中了各成员国主权让渡的部分法律、行政、民意代表职能，对成员国具有较强约束力和强制力。东盟的运作则依据条约和规章，落实合作责任主要依靠成员自我约束。“硬约束”的好处是一体化程度高，“软约束”则有利于包容不同国情不同发展水平的成员参与，更适合亚洲多样化现实。

面向未来，亚洲区域合作要想走向深入、走出一条光明大道，仍需应对好域内外大国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

在此过程中，中美可互不否认对方在区域内的重要地位，寻求推动区域合作的共同认知、理念与实践路径。美国需纠正一大误区，即认为政治安全捆绑可以迫使、诱使地区国家“背中向美”，配合美国的经济遏制。“所谓战略，就是目标和能力的平衡。”而美国目前恰恰面对目标与能力之间的明显落差。美国试图在供应链替代、关键技术研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违背资源高效配置的规律，这将推高美国经济活动整体成本，与通胀上升周期叠加，打击美竞争力。“印太战略”缺乏经济资源支撑，亚洲对美安全依赖也导致更大安全支出，损耗经济收益。美国积极推动TPP后又放弃，显示其内外经济需求出现巨大矛盾。

美国传统同盟体系功能退化，迫使其转而寻求“盟外盟”，比如美日印澳“四方机制，以及“盟中盟”，比如美英澳AUKUS协定，并借以重新甄别铁杆。但日本、澳大利亚与中国同是RCEP成员，印度与中国同是上合、金砖成员，亚太区域合作呈现明显的多维度、多面向特点，这与美国对纯粹同盟的追求相悖。只要中国坚持开放，维护世界经贸多边体制，继续融入并推动区域合作和经济全球化，美国就难以付出足够使盟友追随的“经济对价”，“亚洲世纪”的到来就无可阻挡。美国的真正利益，实际上来自与中国等开展建设性合作。美国越早认识到这一点，越对各方有利。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