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前的光伏产业为例，我亲眼看到过我的客户付出多大的努力去‘合规’。”李烨说，此前美国光伏协会专门出炉一份《太阳能供应链可追溯协议1.0》，告诉企业怎么去证明运到美国的光伏组件不含新疆的硅料，这改变了整个行业标准，“因为供应链很长，从石英砂到硅料，再到硅片、电池、组件，中间至少有四五个环节经由不同的工厂，最后要追溯到什么程度？每个光伏组件上都有一个条形码，每个条形码最后追溯到硅料是由哪一个批次生产出来的！特别繁琐，所以‘合规’成本压给了美国的进口商和用户，对中国的出口商也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

针对美国祭出的恶劣手段，有网友呼吁在一些中国出口的，美国的必需的、无可替代的产品中加入新疆元素，让美国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种方法是否可行？朱颖认为，这虽然听上去是个“解恨”的方法，但也有可能把所有的中国产业链都变成打击对象。李烨同样对此持保留态度：“采取这种极端的应对措施，短期上也许会获得一定效果，但在长期来看绝对不是一个有效的机制，搞法案的人希望中美脱钩，我们更应该理性地应对。”

“在美国把所谓‘强迫劳动’提到‘政治正确’高度的大环境下，可以想象，美国公司即使不同意，也都不敢说出来。”李烨说，其实恰恰是这些沉默者，是中美关系和两国正常贸易中相当关键的一股力量，“法案的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执法困难和‘合规’的成本以及对于供应链的干扰，很可能会让美国公司觉得这种措施太极端了，从而产生出反对的力量。”

朱颖建议，当下应该考虑到WTO去提起诉讼，因为美国的行为已经破坏了WTO的自由贸易规定，也破坏了相关的国际条约，“虽然说抵制‘强迫劳动’是WTO协定中是合法的，但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在将此扩大化，并作为打击中国产业，甚至是让盟友‘选边站’的手段，呈现让贸易战升级的趋势。”朱颖还建议，中方应有相对应的方案，应考虑尽快出台对新疆产品、产业链的保护法，对于非法抵制新疆产品的实体予以相应处罚。

“我们要有一套在规则基础上的、长期、有效的反制机制。”李烨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比如美国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具体执行由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负责，其下属的贸易救济法律执法部门主管强迫劳动执法工作，其中专设“强迫劳动”处来处理针对“强迫劳动”的指控申诉和执法调查，包括从指控申诉、调查、执法行动、对申请修改或撤销暂扣令的裁定、协调民事处罚和移交刑事调查，公布关于强迫劳动的裁定等等。此外，还有其他部门会参与支持强迫劳动案件的调查，包括贸易情报处、专业专家中心（Centers of Excellence and Expertise）、一线办事人员等等。对强迫劳动案件的调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会利用所有的执法工具。“之前中国出台了《反外国制裁法》，接下来或许可以考虑如何将法律上的规定付诸执法实践，比如组建专门的执法机构，把申诉、调查、裁定、措施执行、程序保障等一系列程序理顺，从而形成一个长效的反制机制。”

李烨强调，这样的反制机制一定要在规则的基础上，确立明确的实体标准和程序，而不是基于民族情绪，“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如果有一些公司执行或协助执行外国政府针对中国公司的制裁措施，中国政府就有权把他们放到制裁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