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想到做

有关涉事者曾发表“台独”言论的报道，还提供了另一条需要核查的线索。这两种立场在他的经历中怎样相遇？是分别形成后来并存，还是在同一交往环境中相互强化？他的相关言论最早出现于什么时候？在此之前和之后，交往对象、信息来源有没有变化？哪些人持续向他提供解释，哪些人在他表达极端观点后主动接近，又有哪些人鼓励他进一步表态？

这里要查的是实际关系，普通台湾学生、支持“台独”的个人、政治组织和有关机构，不能混为一谈。尤其需要辨认他是在寻找立场相近的同伴，还是有人发现他的倾向以后，开始有意识地塑造、利用他？

（四）还有谁参与？

私下持有观点，与公开采取行动之间，还有一道门槛。为什么选在课堂？为什么采用披旗的形式？相关物品何时准备，他是否提前谈论过这次展示，有没有征求过别人的意见？谁知道他准备这样做？有没有人鼓励、提出建议、协助准备，或者约定拍摄和传播？行动结束以后，他又向谁讲述了经过，收到过怎样的回应？

这些问题能够把模糊的“受到影响”，推进到具体的行动过程。尤其是他预想的观众究竟是谁？因为课堂里的老师和同学就在眼前，但影像可以传到远处。如果他预料到会冒犯同胞，却仍然认为值得这样做，那么，他期待的回报是什么？是关注，是圈内地位，是某些人的承认，还是其他承诺？有没有一个并不在课堂里的人，比课堂里所有人的反对更有分量？

公开行动还可能反过来巩固身份。一旦做过、拍过、传过，个人就留下了可被圈内人识别的记录。有没有人把这样的记录当作忠诚证明，借此要求更多表态，推动下一次行动？

所以，不能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披旗，就跳过对行动如何酝酿的调查。如果是个人策划，就还原个人的选择；如果存在鼓励、协助、资助或指派，就查清各自的作用。谁站在镜头前，与谁参与了整个过程，本来就需要分别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