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早的《夏令营中的较量》，则引发过关于选择性呈现的争论。后续采访认为，中日孩子各有长短，原文没有充分呈现中国孩子的优点；作者则坚持主要事实有依据，说明自己着重选择了揭示教育隐患的细节。

两类材料都值得从传播上追问，即事实经过怎样的选择、命名和比较，才让具体的人和事，被读成了某个民族的整体优越的例证？这些传播与某个具体人的极端认同之间，需要证据来建立联系。但塑造日本形象的材料从哪里来，受众长期接触的是怎样一个日本，值得纳入调查视野。

（四）群组与招揽类

如果只看公开曝光的个人，就容易漏掉他们日常交往的环境。

2018年，厦门大学学生田佳良以“洁洁良”为网名，因活动现场垃圾问题使用辱华蔑称，被指出词语具有侮辱性后仍坚持使用。学校先因其言论作出处分，后又因学术不端等问题，给予开除党籍、退学等处理。

2019年有关“黑龍會”QQ群案件的报道披露，群主、管理员等发布美化侵略、侮辱遇难同胞的内容，主要成员建立或加入的相关群组有二十余个。南京警方关于戴某翼的通报，则涉及境外势力教唆、盗取账号、传播否认和美化侵略的内容，以及招揽青少年加入相关组织等行为。

有人提供内容，有人管理群组，有人招揽成员。一个人的认同怎样被交往强化，又怎样被引向行动？这些群组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背后得到了谁的支持？

（五）攻击揭露者

曝光之后，也并非只有道歉和处分。

紫金山事件后，丁某因不满有人举报，在网上威胁、侮辱举报者及其家属，被行政拘留七日。

2019年多地警方发布的通报中，还包括为有关群体提供网上服务、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这些事情提醒我们，有些活动已经越过观点争执，进入到对具体人的恐吓和侵害。揭露一次，便可能遭到报复；反对一句，便可能被追查身份。这样的压力如果持续存在，会让多少人选择沉默？又会有多少错误思想借机涌动？多少黑手伸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