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广西宾阳两名男子穿仿日军军服，在街道、车站等公共场所作秀，引发当地群众强烈抗议，二人被行政拘留十日。

商议、准备、选址、拍摄、上传群聊，公众看到的照片背后，已经有了一段相当长的行动过程。这些人为什么在那里拍，拍出来给谁看，又期待得到怎样的评价？这些都不是“行政拘留”所能回答的问题。

（二）课堂与高校言论类

有些问题，发生在讲台上。

2017年，北京建筑大学教师许传青在《概率论》课堂中，将日本民族与中华民族作不恰当比较，后被学生举报并在网上曝光。高校公开的警示材料记载，其言论涉及民族优劣，后来受到行政记过处分。

2021年，震旦职业学院教师宋庚一在《新闻采访》课堂上，质疑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及史料依据。相关视频曝光后，校方调查认定其言论造成重大教学事故和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给予开除处分。

2020年，湖北大学通报梁艳萍多次发布、转发“涉日”“涉港”等错误言论，给予开除党籍、行政记过、停止教学工作等处理。

2021年，青岛大学教辅实验人员高薇嘉因涉靖国神社网络言论受到调查处理。

具有教师或高校身份的人，在解释历史、评价民族问题时，其身份会给言论增加多少可信度？学生听到一句话时，能不能分清哪些是史料，哪些是推断，哪些只是讲述者自己的立场？尤其当个人判断披着知识的外衣进入课堂，错误就可能获得一种不应有的权威。

（三）形象美化类

2021年，杜某把杭州地铁上一名中国女孩的照片，配以“日本地铁上的小女孩，一个人上学”的故事。网友纠正、女孩母亲辟谣后，他仍未删除。杭州互联网法院后来判令其登报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维权费用。这件事的荒唐，在于照片没有变，孩子没有变，只换了国别标签，就成了赞美日本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