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03年4月，在巴格达市中心，一名美军士兵站在被拉倒的萨达姆塑像前。新华社发

观察者网：您还分析过美国的两项关键政策——“分权制民主”和“去复兴党化”——如何改变了伊拉克的政治传统。其中“去复兴党化”导致国家治理能力崩溃和社会失序。23年后的今天，您认为这两项政策对伊拉克国家构建造成的伤害是否已经不可逆？

丁隆：“去复兴党化”以清除前政权遗毒为名，实质上解体了国家机器——行政经验和技术官僚体系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安全真空迅速被宗派民兵与极端势力填充。社会信任由此退化为对宗派和民兵网络的生存依附，这种格局一旦形成便难以扭转。二十多年过去，国家机构虽然在形式上恢复完备，但内核已被宗派分权制和庇护主义深度侵蚀。政治宗派化贻害无穷，却也难以回头、开出新路。

“分权制民主”则是以族群教派身份为前提进行权力分配，将族群认同固化、制度化、权力化。政治生活围绕宗派展开，公民权让位于族群认同，国家领土完整依赖外部而非内部力量。库尔德自治、逊尼派边缘化、什叶派民兵割据，均已固化为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的格局。

这种伤害并非绝对不可逆，但已沉淀为权力格局和政治文化的一部分。要实现逆转，需要形成超越宗派的政治精英集团、在军队国家化基础上重构权力，并重写打破宗派庇护网络的社会契约，而这些条件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可能出现。伊拉克或许能维持脆弱的形式统一，但2003年的政治转向已几乎扼杀了其自我疗愈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