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在台湾问题的叙述上取得突破。

在11月24日的中美领导人对话中，中方领导人明确提出，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首次将台湾问题在传统的内政与主权话语之外，明确锚定于更加宏观，也更加容易在国际体系博弈中容易得到认同的，维护二战后的国际法理与政治安排的新架构之中。

其二，明确提出中美共同维护战后世界秩序的概念，并重温两国共同抗击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

这种新叙事框架，使中国找到了适当的抓手，得以将自身力量的增长与维护既有国际体系中的合理部分，最大化联结在一起，以一种更具建设性且不易被简单定义为“挑战者”的方式，在国际场合投送影响力。

对于日本来说，它的种种举动旨在把摆脱和平宪法束缚和战败国标签、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的希望寄托在美国相对衰退的“窗口期”，以主动站在美国这一侧挑衅给中国的方式，获取更多的军事独立和行动自由的空间。

而对于中国来说，当前的这轮中日战略博弈将三个原本或许被分开考量的问题紧密联结在一起：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东亚地区秩序（尤其以中日关系为核心）的重构、以及与力量变化后的美国如何构建新的稳定关系。这三者必须从战后世界秩序演进与力量转型的全局视角进行通盘考量。

面对这一转型，我个人认为，除开国家层面的战略考量，中国学者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推动整体性的心态与认知范式转型——从过去作为发展中国家主要适应和接受国际规则，转向以更主动的姿态去塑造、引导议程，并在国际社会采取符合规则的积极行动。对日方向，正可成为一个实践的切入点。

为此，我们萌生了一些具体构想，并征询了法律界人士的意见，希望借此次会议汇聚智慧，最终形成一份民间学术倡议。此举旨在探索如何通过知识界的自组织行动，构建国际共识，形成既代表国家利益，又契合国际规则与道义方向的国际行动，从而丰富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模式，超越单纯的悲愤与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