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具体工作角度，或可倡导思考以下几方面：

第一，巩固并激活相关法理议程。

利用此次日方言行提供的契机，在国际层面进一步激活《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等相关战后安排议题，构建一套有利于中国在亚太地区获得更大行动自由的叙述。

同时，正视并探讨如琉球（冲绳）地位等因冷战而被搁置的战后领土处置问题。这些均源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确立的战后秩序框架，其未竟事宜关乎亚太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从地缘战略看，解决台湾问题后，如果琉球还是现在的状态，不加以任何改变的话，就意味着日美的军事基地离我们最多就是110公里——我们跟他们的军事界限接近了，而不是推远了。因此，客观上祖国统一进程完成后，东亚需要合理的战略缓冲安排，妥善处理相关问题符合地区各国的长远安全利益。

冲绳县立博物馆和美术馆展出的琉球国王肖像

第二，加强涉外法治能力建设。

在完善涉外法律体系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对标国际规范”推动国内立法，更重要的是应思考如何通过主动的国内立法与实践，为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正当行动提供更坚实的法律依据和更灵活的空间。这样不仅仅能够实质性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同时在程序和形式上也能够更好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常见做法，让我们的外交行动“于法有据”，一定程度上由我们来制定游戏规则，合理运用国际规则维护利益、塑造议程的程序正当性与专业能力。

第三，更积极且主动地将挑战视为战略窗口。

此次对日方向的外交博弈，可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又一次压力测试与战略机遇。有效应对，至少需守住底线，维护现状；若能处置得当，则可能以此为契机，开启一轮更加主动、有效地塑造周边乃至亚太地区秩序的新进程，这对我们国家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以上是我基于当前事件与时代背景的一些初步思考，也是对本次会议缘起与期望的简要说明。希望能为各位的讨论提供些许参考。最后，再次感谢观察者网以及所有支持本次会议的专家学者。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