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认为中美双方是有可能建立某些机制，形成一定程度的战略再保证，从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前提条件在于，我们也必须密切关注岛内正在发生的事情，防止有人试图破坏中美之间可能达成的这种共识或安排。

此外，在菲律宾问题上，中国曾与上一届菲律宾政府达成过协议，而新一届政府基本上撕毁了这些协议。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采取进一步行动，试图遏制局势继续倒退。

至于你提到的其他问题，我尤其想强调人工智能。在我看来，这同样不是一个零和博弈。一方面，它或许确实构成某种战略竞争，正如刚才陆克文大使提到的那样。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随着人工智能能力的快速跃升，这已成为一个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

尤其是在特朗普总统提到大规模建设数据中心的背景下，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对全人类的共同安全构成威胁。这并不是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或者把中国排除在外的问题。

因此，我认为在当前这个阶段，我们应当重新建立政府层面的对话，同时也恢复民间层面的交流，探讨如何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如何将其对两国社会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并思考如何推动人工智能发挥建设性的力量，同时努力对其加以有效控制。

艾利森：回顾我自己对这一问题的长期研究，如果你纵向来看这段时期，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两位最高领导人必须对彼此之间的竞争关系，以及这种竞争所受到的约束，有足够清醒、现实的认识。

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在最高领导人之下，至少有一到两个层级的核心助手，彼此能够保持持续、坦率、私下的沟通，就潜在的误判与风险不断交换意见。

让我举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之间，逐步建立起了一套足够顺畅的沟通网络。以至于每当某些事情即将发生时，双方都会事先通气，提前讨论，而不是突然给对方制造“意外”。他们甚至会提前讨论：如果某件事情发生，该如何加以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