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操来看，若伪装军机通过民用涂装、隐藏武器载荷、伪造电子信号等方式完全掩盖军事属性，导致目标无法识别并丧失规避或投降的机会，即符合“背信行为”的构成要件。

此次加勒比海行动中，美军伪装军机实施致命打击，已引发关于“战争罪”的讨论，美空军退役少将史蒂文·莱珀表示，如果该飞机的涂装方式掩盖了其军事性质，并且飞行高度低到足以让船上人员看到，从而误导他们，使其未能意识到应采取规避行动或投降求生，那么按照武装冲突法的标准，这就构成“战争罪”。莱珀称“掩盖身份本身就是背信行为的一个要素，如果上空飞行的飞机无法被识别为作战飞机，那么它就不应参与作战行动。”

对此美军则坚持其行动合法，声称所有装备都经过法律审查，符合国际标准。其辩解的核心逻辑是将反毒行动界定为“非传统武装冲突”，不适用常规战争法规则。但这种界定缺乏国际社会共识，尤其在未公布所谓“运毒船”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其行动的合法性更受质疑。

从道德层面看，伪装军机模糊了军事与民用的界限，可能导致民用航空安全风险上升。历史上已有苏军击落韩国客机等因军机与民机识别混淆导致的悲剧，而美军频繁冒用他国民航识别码在敏感空域活动，相当于将第三方民机置于被误击的危险中。若各国纷纷效仿，将军机伪装成民用飞机执行任务，会破坏国际航空识别体系的信任基础，增加民用航班被误判、误击的概率，危害全球航空安全。

另外，美军大量借助私营防务承包商（如麦塔公司、拉塞公司）改装和操控伪装军机，这种“军方付费、承包商执行”的模式，进一步模糊了军事行动的责任主体。当伪装行动引发法律纠纷时，难以明确问责对象，也违背了国际法中“军事行动需明确责任归属”的基本要求。

总体而言，军机伪装民用飞机这一方法凭借其高隐蔽性、低政治风险的优势，已经成为了美军等军事力量的重要作战手段。从技术角度看，它体现了平台改装、电子伪装等领域的先进水平；从战术角度看，它拓展了低烈度冲突中的作战边界。但与此同时，其带来的国际法争议、道德困境与航空安全风险，也值得国际社会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