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份协议的执行也不顺利。2018年12月的“雷达照射”事件导致日韩很多机制性防务合作被中止或降级。2019年，日本对韩国实施关键半导体材料出口管制，并将韩国从“白名单”移出，韩国认为这是日本方面对于韩国法院判决日本企业就太平洋战争期间“征用”劳工予以赔偿的报复。同年8月，韩方宣布不再延续《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引发日本强烈抗议，后又于11月在美国施压下暂缓中止。

到了尹锡悦执政时期，日韩防务合作则有了大幅提升。2023年的美日韩“戴维营峰会”不仅让三边安全合作制度化，也促使日韩双方强化了防务合作，避免因历史、领土问题使日韩或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受到冲击。自去年6月起，美日韩还在东海海域多次举行名为“自由之刃”的多域联合军事演习。

美国政策导向会产生微妙影响

综合多家韩媒报道，当前韩日防务互动主要集中于危机通报、情报共享和海空联合训练等低敏感度领域。这类以信息共享和沟通机制为核心的“技术型合作”相对来说易于延续、受阻较少，而涉及军需互助条约、联合作战计划等制度化合作，因其触及领土与历史等政治敏感问题，短期内难以取得明显进展。

一位长期研究韩日关系的韩国学者接受《环球时报》驻韩国特约记者采访时分析说，高市内阁虽在公开场合强调“面向未来的合作”，但在独岛问题上仍保持强硬态度，韩国国内对扩大军事互信同样谨慎。因此，短期内韩日直接的防务合作难以从象征性互动迈向制度化与常态化。在韩美日三边合作持续推进的情况下，韩日双边合作的推进仍更多依赖美国主导的平台。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日韩之间的防务合作未来将主要在美日韩“戴维营框架”下展开，该框架下已达成的相关协议为日韩双边防务合作提供了基础与方向。他分析称，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的上台已经对日本防务政策产生了可见的影响。在防卫预算方面，日本政府已决定将防卫费占GDP的比重提升至2%的目标提前实现。他还举例说，日本如果设立国家情报局并通过《反间谍法》，日韩基于“戴维营原则精神”，可能进一步深化原有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合作。

谈及美国国防政策可能转向注重国内事务这一趋势，吕耀东认为，这将对日韩防务合作的动力机制产生微妙影响。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在推动美日韩三边合作上表现得较为主动。若未来美国全球战略调整，可能会促使日韩两国自主协调，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增强其双边防务合作的内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