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意见提出，能否给予新闻工作者一个特殊的豁免。作为“第四权”，新闻工作者的工作也是为公众利益服务。从好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一个利益群组为伸张自己的好处而作出的要求。从坏的角度来看，这绝对是个荒谬的建议。不少间谍是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进行活动，如果新闻工作者拥有及泄露国家机密的豁免权，就变成天下第一大笑话。提这些建议的人，应先要求那些重视人权自由的美西方国家，先行落实这个鬼主意。

香港街头（图片来源：ICphoto）

另一个可笑及幼稚的质疑，就是“煽动”的定义是否过宽？如何与意见表达作出分别？会否影响辩论自由？在普通法的案例中，已有大量涉及“煽动”的判例，对“煽动”的定义已有明确的规范。“煽动”明显不是一般的意见表达，这差别并不含糊，也不难分辨。提出这个意见的人，是在“捉虫”，无中生有。

有媒体尝试将这次立法的内容和2003年的立法草案比较，认为这次的立法范围广阔得多，涉及的规定也严厉得多，这种说法没有问题，但经不起分析。2003年时，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香港社会，均未形成对国家安全的概念，当时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与今日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香港还经历了2014年“占中”及2019年“黑暴”，因而将两者比较意义不大。

正是由于上述几个原因，现在香港社会已普遍接受维护国家安全的原则，因而对这次立法也就表现得平静。当然，如何管控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是件复杂的事情，法律的完善通常主要倚赖在实践过程中的不断改进、补充，以呼应实际情况，香港社会应该明白这一点。

故此，展望今次立法，相信会在无风无浪之下进行，咨询期结束后，法案很快会呈上立法会，估计在立法会暑假休会前便可完成立法。

另一个要留意的事，是咨询期开始以来，外国的反应相当有限，只有个别政客作出过一些负面评论，官方的表态也相对慎重，多只表示关注。不过，这当然并非代表美西方不会介入香港这次的立法，估计到了进入正式立法程序及立法完成时，美西方国家会有所行动，这点应在香港政府的预计之中，不会影响我们的立法进程，而且也看不到外国政府除了表态外，还有什么可以针对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