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文件提到了这一点，但这个平衡难以抽象地定出具体原则、客观标准。这个问题可以被提出来讨论，但正式立法时不一定能解决，我们对此可以适度期待，但也要从实际出发。香港社会一向重视权利多于义务，过于功利主义，这种倾向需要通过这次咨询讨论过程作出引导及调整。

从目前的媒体讨论看，此次征询较受公众关注的有以下几项：泄露国家秘密可否以公众利益为抗辩？新闻记者可否有特殊例外处理？煽动罪如何和意见表达的自由相区别？勾结外国势力和香港广泛的国际联系是否有矛盾？涉嫌干犯国家安全罪者在被拘押期间，不得接触特定律师，这规定是否侵犯公民应得的法律保障？这些问题固然重要，但都属于惯常的争议，脱离具体实际情况及事例，很难解决。

首先，以什么理由抗辩，完全是辩方的权利，所以没有“泄露国家秘密可否以公众利益为抗辩？”的问题。提出这个意见的人，实际上是要求立法时，订明可以以公众利益为理由，泄露国家机密。但如果具体探讨下去，技术上明显是不可能的。谁来评估“公众利益”？涉及的公众利益有多重要？被泄露的国家机密会对国家造成多大的伤害？这些问题都将成为立法过程中的难点。

以公众利益为抗辩理由，成功推翻泄露国家机密控这种犯罪行为的典型案例，就是《纽约时报》刊登美国国防部机密研究报告“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 Papers)的一案。美国最高法院确认，因应公众利益理由，虽然《纽约时报》的行为明显是违反法律，但仍判它无罪。在“某些情况”下，因为公众利益的考虑，可以违反国家的保密法，已因应这案例成为一个法律原则。

在普通法的体制下，香港也维持了原有的普通法制度，这个案例自然也可以引用到香港，这完全是香港法官的酌情权。但应慎重指出，“五角大楼文件”一案，涉及的官方保密材料，是美国国防部对美国如何介入越南战争的一个历史研究报告，不涉及军方当时的事务及行为，故对美国政府当时的施政没有造成即席的伤害。加上法院认为公民对这件事情有知情权，故作出了这个历史性的判决。在立法的过程中，没有可能就这些抽象原则，及对立的利益考虑，作出具体的法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