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处理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只有“一国”，没有“两制”，那就根本不需要在香港另外制定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国家可以将这类事情，无论是调查、检察、审判、服刑，与国防和外交事务一样，由国家的体制去处理。《基本法》要求香港自行立法管制这方面的事务，又证明事实并非这样。

这样做当然不是消解“国家安全”问题的严肃性和统一性，相反恰恰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使其能够在香港真正落实下去。方法和手段的灵活，正是为了目的的达成。

陈景祥在文章中还提到，“内地的国家安全观主要思维是严防西方干预、防止西方在内地推动‘和平演变’。当香港通过23条立法后，在国安问题上将会与内地保持高度一致。”对此，香港和内地社会早有共识。西方国家到处推动“和平演变”，香港也是他们的目标，回归以来香港发生的很多事，正是有人在外部势力支持下，企图将香港打造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并企图夺取香港的管治权。

陈还指出，“在西方国家的盘算中，23条通过后，香港已彻底跟西方国家分道扬镳”，但早在《香港国安法》通过及落实后，美西方就已经对香港的政治角色作出调整，他们在香港的政治活动，不可能与以前的一样，香港目前为《基本法》23条立法并不是造成西方国家态度转变的原因。至于在欧美主导下的金融体系下，香港会不会不再被视为“国际金融中心”，这不是他们说了算的事。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例，无可避免触及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问题，咨询文件多处提到这点，反复强调会在两者之间谋取平衡。安全和自由之间有一种辩证关系，既相连，又矛盾：不在权利和自由上作一定的让渡，安全无法保证；安全建立不起来，权利和自由也会失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