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最崇拜的是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梅特涅召开维也纳和会，建立了列强制衡原则，“提携”沙俄，抑制法国，在欧洲大国之间维持了100年和平，也为奥地利帝国延寿了100年。

基辛格通过“有所为，有所不为”，尤其是发现并抓住了中国这个制衡苏联的战略杠杆，为美国的“里根中兴”创造了条件。他也实际上成为美国的梅特涅，为美国霸权延寿了。

今日美国既缺乏深刻理解中国的理论家凯南，也缺乏从现实出发、不受政治正确束缚、善于在公平互利中妥协而为美国争取最大利益的操盘手基辛格。美国的对华政策实际上是盲人骑瞎马，在与想象中的对手厮杀。

美国一方面为不再能在世界上为所欲为而焦虑，另一方面认识不到帝国实力的极限。特朗普只是“跟着感觉走”，拜登则活在过去，都看不到中国崛起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性。

在基辛格时代，美国的强大使得美国有能力选择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但现在美国的选择空间小多了，主要是因为美国失去了习以为常的绝对经济优势。

凯南的围堵理论实际上是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以美国和整个西方压倒性的经济优势为后盾，用总量上高于苏联但占比上低于苏联的军事投入，迫使苏联以不成比例的投入进行军备竞赛。经济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差距是压垮苏联的磨盘，冷战胜利归根结底是经济的，不是政治、军事、文化的。

但现在情况反过来了，中国才是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中国制造业产出已经超过美国、日本、德国之和；根据IMF数据，中国购买力等价GDP也接近美国与日本之和，超过美国与德国之和。中国对全球南方的贸易已经超过对发达国家的贸易，这意味着中国不仅牢牢把握发达国家的存量市场，也牢牢把握全球南方的增量市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心地位还在继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