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晨枫】

基辛格的逝去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逝去。这个百岁老人不仅经历了20世纪最起伏跌宕的年代，也目睹了21世纪初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基辛格不屑于道德洁癖，他承认帝国实力的极限，尊重现实和力量平衡。他为美国争取最大利益的途径是不顾忌政治正确而保持现状或实现和平。比如说，把战争扩大到老挝、柬埔寨是为了最后逼迫越南接受和谈，策动政变推翻民选的阿连德政府是为了维持南美洲的亲美现状。道德洁癖者指责这些是绥靖、反民主，但作为Pax Americana的霸主，美国才是现有秩序与和平的最大获益者。

基辛格与中国握手不是为了与苏联打仗，而是为了确保苏联受到最大的掣肘，不能在欧洲或者日本与美国打仗，无力在世界其他地方挑战美国。这其实是最符合乔治·凯南“围堵战略”的。

1948年时，杜鲁门和美国国务院对包括柏林危机在内的一系列苏联“反常”举动弄得一头雾水，要求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写个报告来，乔治·凯南的《长电报》从此成为美国对苏联行为和思维的理解基础和围堵政策的依据。

《长电报》首页，作者为乔治·凯南

凯南认为俄罗斯民族在被侵略中形成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反过来成为扩张和建立缓冲区的驱动力。这种不安全感是过激反应和过度尚武的根源，因此美国应该主要以政治、经济、文化手段来围堵苏联，军事只是后盾；美国应该保持接触但不发生冲突，保持灵活和自信，耐心地等待苏联的内崩，达到不战而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