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要大国对印度支那问题的兴趣要大于朝鲜问题。它们当中尤其是美国把印度支那看作是多米诺骨牌，“如果印度支那被共产党主导的政府所控制，那么相邻的泰国和缅甸也将落入共产党统治之中。”
美国对任何在这个地区达成和解的努力态度都十分消极。作为“和平演变”的提出者，反共先锋，杜勒斯更是带着高倍意识形态眼镜看待外交问题，他认为，“美国无法通过向共产党中国作让步换取其做出某些承诺，经验告诉我们共产党的承诺只是骗局 ”。
因此，美国心中的上策是抵制和谈，出钱出枪支持法国维持殖民统治。下策是干脆自己出兵，但算一算“需20万地面部队、花费数十亿美元”，代价显然过高。
于是美国又抛出一条中策：在东南亚建立一个由美英牵头，再加上法国、印度支那联邦、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和菲律宾组成的集体防御计划、“反共八国同盟”。
然而，美国方面很快得知，英国不愿“丧失在日内瓦缔造和平的机会”，而法国认为这一行为会导致中国态度强硬，不愿惹怒中国。
无奈之下，心不甘情不愿的美国只好答应与会，但抵制在心，拖字当头，反对会议在印支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力争拖延时日，尽量让法国在军事上得以喘息，为发动战略反攻作好准备。同时“通过揭露共产党的真正立场来帮助法国政府顶住国内的压力。”
同时，美国还有一个“心思”，1953年9月，美国刚刚否决了苏联代表提出的，准许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议案。那么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日内瓦会议，无异于承认新中国。正如杜勒斯所抱怨的，“共产主义的宣传家似乎给日内瓦贴上‘五大国会议’的标签，一些美国记者使用这一说法，这提高了中国的地位，有损美国国家利益。美国的记者及新闻媒体应避免把此次会议贴上五强会议或五大国会议的标签。”
对内，杜勒斯在制定与会方针时，特别强调要孤立和打击中国代表团，不许美方人员同中国代表团人员接触，包括不许跟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
对会议，他提出各种要求刁难主办方，包括席位不能与周恩来相邻，不能和敌对阵营挨在一起，韩国的席位要排在美国的前面。
可以说从一开始，杜勒斯就是准备去“搞事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