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吕其明在家中接受采访时哼唱《新四军军歌》。新华社发

新四军老战士，烈士后代，作曲家……年过九旬，我这一生有很多身份。这些身份，都源于我人生的起点——一名战士。

1930年出生的我，10岁就参加了新四军。我的父亲吕惠生带着全家参加革命，把我送进新四军第二师抗敌剧团，成为一名文艺战士。

钢枪伴琴弦，硝烟卷歌声。战地课堂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学校，既熔铸了我的灵魂、意志，也赋予我血与火、爱与恨的才思。唱歌、演戏、教歌、行军、打仗、宣传鼓动，战火的洗礼和艰苦生活的磨炼，把我一颗稚嫩又火热的心与伟大的革命事业交融在一起。

1945年9月，在老乡家昏暗的油灯下，我和另外两名同志一起宣誓入党。举起右拳那一刻，我心潮起伏，决心要把一切献给党，包括献出自己的生命。

然而，就在那个月，父亲在一次转移中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两个月后，他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以生命最后一滴血，在红旗上写下对党的忠诚。后来的战斗中，和我一起宣誓入党的两名同志也牺牲了。

从战争年代走来，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存者。父亲和无数战友的奋斗牺牲，给我留下巨大的精神财富，在我心灵深处耸立起一座信念的丰碑。在我后来的音乐创作中，许多作品都是对这座丰碑的礼赞和歌颂。

新中国成立后，我转业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1956年，导演赵明邀约我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我很快为电影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谱了曲。战争年代，我见过很多游击队员，他们穿着便衣，身上挂着子弹袋，头上扎条白毛巾，手里拿着套筒枪或大刀，作战非常英勇。他们的形象使我难忘，为我提供了创作源泉。怀着对游击队员的朴素情感，旋律自然而然从笔下奔涌出来，整首歌曲一气呵成。

有朋友问我，60多年前谱写的歌曲，为什么至今还在传唱？因为这个作品来源于生活，扎根人民、扎根群众。可以说，没有我在战争年代的战斗经历和红旗下的不断成长，就不会有《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也不会有后来的《红旗颂》。

管弦乐序曲《红旗颂》，是1965年“上海之春”音乐会的一篇“命题作文”，最初版本是我用7天时间创作出来的。接受这个任务时，我心情非常激动。《红旗颂》怎么写、写什么，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思考良久，觉得要形成一个历史与现实、理智与情感的碰撞，在中间找到一个切入点。

峥嵘岁月里一些生动的画面，很快浮现在我的脑海中。那是一幅战士们高举红旗冲锋，一个倒下了，另一个继续扛起红旗冲上阵地的画面；那是一幅新中国成立时，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画面；那是一幅参加国庆大游行，群众手挽手高呼口号、热泪盈眶的画面……我难以抑制内心喷薄而出的情感，最终将“红旗”锁定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的那面五星红旗，饱含热泪写下第一个音符。

《红旗颂》首演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其间，我一直觉得自己当初功力尚浅，没有达到一锤定音的效果。后来，我反复推敲、修改，不断将新感受、新认知融入作品，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时，才最终定稿。能够将自己的人生经历融进共和国辉煌的70年并写成歌曲，我非常骄傲。我把自己认为最完整、最完美的《红旗颂》献给了祖国。

从10岁到19岁，我是在军营度过的，是部队培养了我。离休后，我就想一定要为部队做些什么。为部队写歌！我行程万里，跑遍祖国大江南北，为海、陆、空各军种的一些部队写了近30首歌曲，受到官兵们的喜爱。每次到部队去，大家都热情欢迎我，把我当亲人一样接待。这让我很感动，觉得像是回到了“娘家”。

这些年为部队写歌，我没拿过一分钱稿费。《红旗颂》在许多重要场合演奏，有人建议我收版权费，我也没有同意。我是新四军小战士出身，党和人民把我养大，我应该把作品无条件地奉献给党和人民。只要大家喜欢我的音乐，愿意演奏、传唱我的作品，就是我最开心、最快乐的事情。

作为一名老战士，宣传党的光辉历史、弘扬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和作风，我同样义不容辞。1980年，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成立，致力于宣扬新四军历史，传承新四军精神。我第一批加入研究会，经常参加各项活动，结合自身革命经历给青年人讲述创作背后的故事。

去年，研究会40余位年逾百岁的新四军老战士给习主席写信，汇报了离休后积极参加党史宣传教育工作的情况，习主席给大家回了信。得知这一消息，我格外激动，十分感谢习主席对我们老战士的牵挂和厚爱。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我当兵的时候，部队还是“小米加步枪”，如今部队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军官兵的努力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人民军队一定能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未来，我还要以“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精神状态，继续用我的笔，歌颂党和人民，歌颂人民军队，歌颂伟大的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