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变化出现时，普京提出的“三个条件”对应的三件事——克里米亚危机，乌克兰国内“新纳粹”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乌克兰政府改变“多向”外交政策、转向西方——都还没有发生。
那么，乌克兰的族群和谐是如何被打破的？莫尔察诺夫认为，美加地区的二百多万乌克兰侨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是西方世界最大的乌侨民群体。加拿大国会在一份概述族群社区的报告中强调，这些侨民多是苏俄内战、大饥荒和二战时期产生的难民。乌克兰独立后，海外侨民大量回国，担任政府顾问、高级官员和驻外代表，领导公共、商业和教育机构，主持商会，也为活跃于该社群中的法西斯组织建立了最初的本土支持者群体，逐渐演化为普京口中的“新纳粹”团体。
美国政治学者格雷琴（Gretchen Knudson Gee）则将苏联解体前后重新复苏的宗教视为该国最主要的不稳定因素。90年代初访问乌克兰时，在比较了乌克兰裔信仰的希腊东正教和俄罗斯裔信仰的俄罗斯东正教后，她表示，让双方和解“似乎不太可能”。
每个观察者都强调自己的维度，但问题最终回到了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疑问：一种新的政治、社会形式产生后，是能促进新的身份认同，还是相反？苏联解体带来的侨民和信仰冲击不是乌克兰独有的。波罗的海三国选择将俄裔公民变为缺乏政治权利的“二等公民”，大量俄裔居民因而回到俄罗斯。但乌克兰与这些国家不同：两个民族的话语权是平衡的，俄裔群体是乌克兰东部“土生土长”的一部分。
作为说俄语的乌克兰人，多曼感受到族群斗争先蔓延于流行文化中，然后体现在政治层面，最后延伸到暴力和分离主义。乌克兰独立前后，原本描述沙俄时期乌克兰领土的乌语词汇“小俄罗斯”（Malorosiia）就被开始用来指代那些“对本民族文化消极、对俄罗斯文化和帝国政策支持”的群体。与此同时，基辅当局选择了文化同化和挤压俄语空间的政策。而对乌克兰文化的宣传，又被俄语群体视为“反俄计划”。莫尔察诺夫认为，这种不安全感是导致族群分裂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