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刺眼的，是作战一线的“事故体征”。
2024年12月上旬，“哈里·杜鲁门”号航母编队以完成现代化的“葛底斯堡”号（CG 64）担任防空指挥。然而在地中海应对胡塞武装导弹与无人机威胁的过程中却发生重大误击，击落了一架自杜鲁门号起飞的F/A-18“超级大黄蜂”。这起事故对“提康德罗加”级的继续服役、乃至其作为航母群“神经中枢”的资格，打击不言自明。也正因此，美海军被迫更大范围地以Flight IIA作为过渡的防空指挥平台。

把这些碎片拼起来，图景就清晰了：
— 新舰建造周期拉长、接装后形成战力时间继续后移；
— 老平台延寿计划屡屡折戟，数量与性能双双滑坡；
— 一线编队不得不以次优组合勉强维系“指挥—探测—拦截”的链路完整性。
问题在于，21世纪20年代的海上对抗生态已巨变：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亚音速巡航导弹密集来袭已是日常，更高层级的超音速与高超音速反舰打击手段也在加速扩散。2024年红海战场给出的“实践考题”，只是未来饱和/超饱和袭扰的缩影。面对成倍增长的来袭密度与复杂弹道，“提康德罗加”级明显力不从心，Flight III又迟迟不能大规模顶上，航母编队的对空/反导指挥能力出现结构性缺口——这不是战术层面的小窟窿，而是战略体系的“中枢空窗”。

以此外推，隐忧随之而来：
当面对更高速、更低可探测性、更多批次交错而来的海空联合打击时，缺少稳定、强算力、高冗余的“舰上C2中枢”，就意味着目标指派、火力分配、拦截窗口管理都可能在峰值压力下“卡脖子”。从误击到漏防，只是量变与质变的差别问题。一旦落到对等甚至近对等对手面前，损失可能不再是“可接受代价”，而是足以写进海军建设史的里程碑事件。

结语：
美海军不是没有解法——Flight III的快速爬坡、后续新一代大型水面作战舰（LSC）顶上、以及舰队级分布式C2/传感器融合能力的重建，都是方向。但从“方案”到“战斗力”存在现实鸿沟。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在老平台退场与新平台接班之间撑起一座“不会塌”的临时桥梁；若桥梁承压失效，后果将不止于某一支航母打击群的战术挫折，而是对整套远洋制海体系的信心动摇。

当“防空指挥舰缺位”成为事实而非假设，真正的危险，往往就不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