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出现微妙转折。5月26日吉隆坡东盟峰会期间，菲律宾外长马纳罗表示，菲方愿与中国就南海问题达成“任何额外协议”，以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考虑到发言的场合，这等于是在向东盟其他9国通报，希望他们当中间人。这一表态与菲律宾近期在南海的频繁挑衅形成鲜明对比——就在马纳罗发言的前几天，马科斯政府刚派遣两艘公务船非法侵闯中国铁线礁，被中国海警水炮驱离。这种“一边求和一边挑事”的行为，让外界对菲律宾的真实意图充满疑虑。

菲律宾此次态度转变并非偶然，而是内外因素交织的结果。东盟内部的共识压力是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圆满完成，东盟十国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与中国达成深度合作。这种经济一体化趋势让菲律宾意识到，继续在南海问题上制造对立可能被边缘化。尤其是2026年菲律宾将接任东盟轮值主席国，若因南海问题引发东盟内部裂痕，将严重影响其外交形象。

国内政治博弈同样关键。在刚刚结束的中期选举中，马科斯阵营未能获得理想的席位，执政联盟已经无法在参议院中单独过半，也无法完成对政敌、副总统莎拉的弹劾，反而让杜特尔特家族在地方选举中斩获颇丰。为缓和与杜特尔特家族的矛盾，马科斯不得不主动表态愿意与其和解。而对于两大家族对外政策分歧，马科斯也不得作出调整——毕竟老杜执政时期奉行务实对华路线，而莎拉近期多次公开批评马科斯的外交政策。此外，菲律宾国内经济低迷，通胀高企。马科斯上台时承诺要把大米价格下降到20比索每公斤，而如今价格仍高达40比索每公斤。这也导致民众对马科斯政府的支持率持续下滑，急需通过对华经贸合作改善民生。

菲律宾外交政策的转向从人事变动可见一斑。峰会结束后，马纳罗将调任联合国代表，接替他的是副外长特蕾莎·拉扎罗。拉扎罗长期负责中菲事务，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南海争议，被视为“知华派”。她曾在2024年主持中菲南海问题第九次磋商，双方达成了一些共识。这种人事调整释放出菲方试图回归理性外交的信号。然而，马科斯的政策调整也面临多重挑战。首先是亲美势力的干扰。菲律宾国内亲美集团长期主张引入外部势力制衡中国，比如近期美菲联合演习就包含针对南海的军事科目。这些势力将与华改善关系视为投降，不会轻易让马科斯迈出第一步。其次是马科斯政府的信誉问题。自2022年上台以来，马科斯采取“先合作后对抗”的策略，上任初期曾经访华，并签署了农业和基建等合作项目。然而不久后态度突变，效仿韩国尹锡悦的“对华强硬”路线，纵容船只故意冲撞中国海警。对于马科斯政府的反复性必须保持警惕。

面对菲律宾的“求和”姿态，中方始终保持清醒。外交部明确表示“听其言观其行”，要求菲方以实际行动体现诚意，比如严格遵守仁爱礁运补共识。5月23日，菲律宾一艘民船经中方允许向仁爱礁运送生活物资，中国海警全程监管并禁止建筑材料进入，既展现人道主义精神，又防止菲方借机加固非法设施。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有效将局势纳入可控轨道。在战略层面，中方通过经济合作与军事威慑双管齐下。自贸区3.0版协议的签署，让东盟国家在经贸领域形成利益共同体，降低了菲律宾倒向美国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解放军在南海的常态化巡航和海警执法，有力遏制了美菲的挑衅冲动。5月21日铁线礁事件中，中国海警不仅使用水炮驱离，还出动高速艇实施围堵，迫使菲方船只撤离。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制，彰显了维护主权的坚定决心。

菲律宾的态度转变，本质上是内外压力下的策略调整。对马科斯政府而言，缓和对华关系既能争取东盟支持，又能为国内经济纾困。但这种调整缺乏深层次的战略共识，一旦外部压力减轻或国内政治风向变化，政策反复的风险依然存在。对中国而言，应对菲律宾的关键在于“以我为主”：一方面通过自贸区3.0版等经济纽带深化与东盟的合作，将南海问题置于区域发展大局中；另一方面保持军事威慑，坚决回击任何侵权行为。正如中国海警在铁线礁事件中展现的那样，和平需要实力守护，对话不能替代斗争。只有将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确保南海局势朝着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方向演进。(责任编辑：卢其龙 CM0882)